兴化文庙与儒学祭器-兴化新闻网

兴化文庙与儒学祭器

2018-10-19 09:39:56

□徐梅蓉

兴化市博物馆现珍藏着一组明代青铜祭器，这组祭器历经明、清两代至今，完整成套，种类齐全，内涵丰富，其器形、纹饰精美，庄重古朴，造型逼真，为明代祭器中不可或缺的精品，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和儒学教育的重要历史见证，同时也为研究明代铜器铸造工艺提供了历史依据。

一、历史上的兴化文庙

文庙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祭祀先圣孔子的礼制建筑，是传统儒家文化最醒目的标志性符号，也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一般认为，文庙最早出现在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唐代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时，因封孔子为文宣王，故称为文宣王庙。明代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与武庙并立正式称为文庙。由于地方的最高教育机构均设于文庙内，遂又称文庙为黉学、学宫。民国时政府一度通令改称各地学宫、文庙为孔子庙。然而，无论称谓如何变化，在历朝历代文庙都承担了儒学教育中心的职能。

兴化文庙北宋天圣年间（约1026）初建于沧浪河畔（即后来南城外老坝头上），为范仲淹任职兴化时所建，是全国较早的学宫之一。曾布有文会堂、清风楼等建筑设施，范仲淹亲自撰写《儒学碑记》，聘请名师授课，其中有滕子京、胡瑗、周孟阳等饱学之士。

元末明初，兴化文庙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到明洪武三年（1370）兴化知县徐士诚决心重修文庙、文会堂等建筑。他将新址选在城中偏西的文林里，南面临城墙，北面靠市河，以突显文庙的重要性。新建的文庙由中、东、西三组建筑群组成，主体建筑则位于中轴线上，整体布局严谨，讲究左右对称。与别处布局不同的是，兴化文庙的泮池位于棂星门外。据《（万历）兴化县志》记载：“棂星门外有泮池、有屏、有桥、有小坊。”“泮池”，即“泮宫之池”。其出处《诗经·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意指古时士子在太学，可采摘泮池中的水芹，插在帽缘上，以示文才。

其后，到明正统四年（1439），英宗朱祁镇下诏号令郡县每里立社学二所。社学，即古代小学。兴化学宫也于此时开始设立社学。明成化戊子年（1468），兴化通判蒲圻魏公始建步蟾桥。桥为石拱桥，长约10米、宽近2米。于石碑亲题“泮宫”二字，万历后期，碑亭皆被毁坏。在明景泰三年（1452），知县崔时雍将学宫两翼东庑、西庑由六间扩建为十间，后来成为供奉大儒先贤的地方。再到明嘉靖元年（1522），知县曹辐将后堂改建为尊经阁，收藏有《钦定文庙碑文》《钦定科场条例》《御批通鉴纲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杜氏通典》《十三经注疏》《四书集注》等珍贵木刻书板。至明嘉靖五年（1526），又兴建了六座观德亭，用于存放圣制“敬一箴”及程颐“四箴”（视、听、言、动）。其后，经过嘉靖三十七年（1588）、嘉靖三十九年（1560），知县乐安、程鸣伊两次大规模重修扩建，兴化文庙进入全盛时期。

明万历十三年（1585），兴化知县凌登瀛除了于学宫东重修文会堂外，还重新打造了各类金属祭器，极大地丰富了文庙祭器种类。万历十六年（1588），训导永城李良知立砚于城，题名曰“龙攘凰煮”。又栽两棵桂树于殿下月台。万历二十年（1592），知县潜江、欧阳东风重建观德亭。兴化文庙自明初经过几位知县多次重修扩建，至嘉靖、万历时规模达到最大。此后，它一直是苏中苏北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文庙。

明末清初，兴化文庙遭遇战火破坏，许多房屋已被废弃或挪作他用。清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程起鹏重修圣殿两庑。康熙十三年（1674），程起鹏又立乡贤碑于乡贤祠左壁内。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张可立复捐资修建，文庙又焕然一新。康熙至咸丰年间，文庙规模又进一步缩小，东、中、西三路建筑中，唯有中路建筑尚全，东西建筑都大为减少。道光十四年（1834），龚详将县丞署改建为书院考棚时，曾建议将文庙东边隙地扩建为号舍学校。

民国时期，文庙大成殿、教谕署、尊经阁等先后被改造利用。抗战时期，明伦堂、尊经阁被日军烧毁，大量珍贵典籍随之遗失。解放前，政府将文庙尚存的中路建筑群，包括棂星门、戟门、大成殿和东庑西庑改为兴化中学。

二、兴化儒学祭器及历史、学术价值

祭器又称礼器，是儒学祭祀必备的器具，主要包括乐器和礼器。据《宋史·礼志八》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朝诏太常礼院定州县释奠礼器数量。明代对孔庙祭器也有明确规定。《明史》记载：“至圣先师。洪武元年定，笾豆各六，簠簋各二，登一，铏二，牺尊、象尊、山罍各一。四配位，笾豆各四，簠簋各一，登一。十哲，两庑，笾豆二。”“凡府州县学，笾豆以八，器物牲牢，皆杀于国学。三献礼同，十哲两庑一献。”此后器物种类、数量屡有增减。学宫祭孔礼为每年春秋两季上丁日，由知县主祭，其祭器、乐器、祭牲、仪式、程序皆有定例。

兴化文庙祭器因明代中期的抗倭战争和历年水旱，无力葺补，至万历年间，祭器已残缺不全。后在明万历十三年（1585），知县凌登瀛决心改变文庙礼祭用品“县故僻处，因陋就简，惟爵与笾、豆稍完赡，而尊以缶余并缺焉”的现状，发出“士大夫有家尤先祭器，而况启疆建学奉功令有事瞽宗，何草草也”的感慨，认为“礼兴州郡，同则礼器，不可阙已”。于是他积极组织多名能工巧匠，“考制度、聚金锡、庀器用、程功力，用毕其事，凡用铜三百八十斤，木三十余章，工匠五百……凡三月，而后登铏簠簋尊俎笾豆，焕然略备焉”，打造各类金属祭器共36种，100多件，极大丰富了文庙祭器种类。并作《文庙祭器记》，勒石嵌于文庙明伦堂西璧。

可惜的是，明末清初，由于文庙遭遇战火破坏，祭祀儒学的礼器也由原来36种减少至23种。民国时期，祭器由设于学宫内的教育局和文献委员会共同管理。民国《兴化县志》记载：“祭器，兴邑祭器缺略兹就所存者录之。大铜垆一座、大铁瓶一对、大木立台一对、中铜垆二座、铜瓶一对、铜烛台一对、大小铜爵六十支、铜饭池二个、铜登六个、铜雷尊一座、小铜垆二十一座、铜牺尊一座、铜象尊一座、铜鉶二十二座、铜簠十六个、铜簋十六个、小铜垆八座、饮福爵二支、齐戒牌一座……”从其所列器物名单和数量来看，亦主要是饮食器具和焚香拜祭之具及其辅助存放之物，质地则以铜为主，另有竹木器，间有铁器。

抗战时期，由于日机轰炸，祭器中的精品被藏于密处。1941年，兴化城区沦陷，日寇烧杀抢掠，并设“红部”于学宫，原设于大成殿中的铜炉、鼎、爵、饭池等祭器荡然无存，唯藏于密处的数十件精品祭器一直保存到现在。

现存的文庙儒学祭器共35件，全部为明代铜制，种类包括熏炉、尊、烛台、祭炉等，有单个的，更多的是成对的。除象形尊、力士烛台、祭炉等以外，皆为祭孔时供案上精美的陈设。动物造型有狮子、独角兽、犀牛、水牛、象、梅花鹿、麒麟、鸳鸯、犼、蛇等，以狮、象示伟大；甪（独角兽）示公正；麒麟、青牛、梅花鹿等示吉祥。也有人物、植物和月亮，人物有幼子、壮汉、寿星，植物有灵芝、桃枝、梅花。人和动物的姿势有立、蹲、跪、坐、卧、仰，人物和植物主要用作动物的陪衬，形态表现为脚踩蛇、足盘球、背驼人、人举烛台、口衔桃枝、梅花等；题材上，则是麒麟送子、犀牛望月、鹿衔灵芝、鸳鸯戏水、天鹿灵蛇等，寓意祥瑞。其中兽面双耳四足祭炉及象形尊等皆镌铭文，为“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儒学祭器”“万历乙酉知县武陵凌登瀛置”。1994年3月经纪仲庆、陈福坤、钱公麟、李银德等知名文物专家共同鉴定，兴化博物馆收藏的这组明代文庙祭器为国家二级文物。

兴化儒学祭器除了在满足祭祀功能需要的同时，对儒学在兴化区域的教育和推广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千百年来，这组儒学祭器见证了兴化千年文脉绵延至今仍昌盛不衰的奇迹。据统计，兴化从宋代到光绪新政以前文武进士103人，其中文武状元各一个，文科状元李春芳，武科状元解学熊，举人400余，且不乏历史名人，如明代文学家宗臣、陆西星，清代文学家郑板桥、李鱓，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任大椿、顾九苞，文学家、文艺论家刘熙载，以及近代国学大师李详（审言）等，明代兴化籍三相国（高谷、李春芳、吴甡）亦从此间走出。

我们应该看到，文庙成为儒家文化在地方传播的媒介并非偶然，其教育与推广功能的发挥亦不是孤立的。只有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背景、特殊地理环境与人口因素以及儒学自身的哲学特质相结合，文庙才能够发挥儒家文化传播媒介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