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碎片与轻盈之外

——夏红卫节令散文读札

□周卫彬

在夏红卫的散文中，节令作为一种被叙述的对象是广义的，节令并非是一种历史标本，尽管作家偏向于一种历史细节的写作，但他试图从历史的拘囿中，发现某种碎片化与流动性，这种特性看上去仿佛是轻盈的，它源自一种个体的迷人的生命意识。

夏红卫早已意识到散文写作必然是一种指向自身的探索，那些生命中的闪闪发光的时刻，在黑暗中等待着他。可以说，几乎在夏红卫每一篇描写节令的文字中，都会出现诸多溢出节令的“时刻”，他似乎随时准备进入这样的时刻，从而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轻盈而透明的诗性。

为了更好地呈现作家与节令的某种凝视关系，夏红卫在散文中较多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叙述场景的切换，一方面让历史、风俗、人物如在目前，另一方面，其整体的叙述秩序，因为新事物的加入而发生微妙的变化。譬如《处暑》，从少年关于“洗澡”的争辩中，笔锋忽然转至“巷子中间，一摊药渣”，进而写到屋檐下的吴先生与吴师娘，这种转换，将原本对于节令的描写，切入一种温婉而永恒的人性范畴，使节令因此具有形象的感染力。再如《大雪》，叙述视角开篇直接进入当下，似乎将村庄立刻从节令中叫醒，随之让那些寻常而温暖的片段绵延开去，与不断出场的人物和某种缓慢的生活本身形成一个情感的漩涡，然而这篇文章真正的叙述重心，乃是下半部分的“游戏”，从前那些贫寒却难以忘怀游戏，勾起心底的回忆。最后，视角落到“李裁缝家的门缝间透着明晃晃的光”，紧接着“李裁缝家的灯熄灭了，三爹爹起床，亮灯，磨豆腐。黑夜无边，光明在传递。”随着场景的精心设计与转换，一天看似缓缓流过，而那种暝晦交织的具有诗性意味的思绪忽然溢出：“大雪之夜，未见雪花之踪影，但一种细微的况味，一种难以名状的慰藉，一种无比广阔的暖意，在村落上空升腾。”在此，我们或可看到散文的自由与文体自由的关系，我以为夏红卫这种场景切换的方式，较大程度释放了散文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建立在一种形式与风格之上，比如散文固有的模式，而且更多考虑到内部的结构方式，如何让碎片构成一个整体，同时具有某种解体性，而正是文本中可能出现的解体性，更容易让人触摸到一种现代性的价值，因为线性空间对于散文写作来说是失效的，就像节令是确切的，而构成节令的方式，可以是碎片的、多元的，以便从语言内部来补充节令之外的意涵。

当然，夏红卫的节令系列散文，并没有回避风俗、游戏、植物、气候等固有的元素，只是这些元素的组合，是汇入节令语言的途径，是语素式的、音调式的存在，借助这些语素的形象，夏红卫从生命体验的表象，深入到了为我们熟知的社会样态的内部。凭借这些语素与音调，节令因此也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

风俗很大程度上是夏红卫节令散文的背景，是一种流淌与嵌入式的呈现，而不是刻意的、固化的存在，这种做法要稍稍区别于从前以风俗为主的写法，而予人时断时续、融合与阻隔并存之感。夏红卫知道无法绕开风俗来谈节令，但又不能以风俗取代个体的生命体验，成为一种标本式的摹写。只有当风俗作为碎片化的背景切入的时候，才能以某种间接、隐匿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来凸显生命意识。也即是说，夏红卫所写的风俗，其目标乃是为了写人，这种做法在其散文中，是一以贯之的，可以作为某种结构上的意义生成方式来看待。譬如在《冬至》中，夏红卫写道“冬至不是节气，是个节日”，虽然以较多的笔墨写到风俗，但始终仅仅是作为碎片存在的，正如奶奶折锡箔这一风俗，仅仅是节日的一部分。在写祭拜磕头的时候，让我惊讶之处是，他忽然就写到了“屋顶”：“磕好后，念叨，宽坐，宽坐。每碗饭每个菜，奶奶掐一小块，走出大门口，远远地泼散到东面矮屋的屋顶。（我掉牙齿，奶奶把我牙齿扔往屋顶。我的鞋子破了不能穿，奶奶也扔往屋顶。屋顶真是个奇怪的地方，是个谜。）”

当“屋顶”成为一个“谜”，这篇文章中所有的风俗被打破了，成为零散的存在。冬至也因而远离了节令，成为生命中一种庄严的、生命美学意义上的与节令无关的所在。

植物、农事与气候在夏红卫的散文中，也是作为一种语言生成方式而存在的，我们或可把植物看作形容词，把农事看作是代词，把故事看作动词，把气候当做一种语调。正如《小雪》中的“菊花”乃是为了形容一种素净与香冷，《立冬》中的“青菜”是为了让清苦与自足露面。《秋分》中的抖芝麻、拾棉花，是节令在催迫，当父辈们弯腰拖碌碡，“做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人与自然以及生命的一种深刻关系，“家中无牛，父辈当牛”。对农事的日常性书写，让我们读出了“此在”之外“向死而生”的力量，农事因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我在夏红卫的散文中读到更多的是“故事”，它们作为一种刺破散文表象的动词而存在。如果没有故事以及故事以外的旁逸斜出，夏红卫散文中的诗性便不能生成，正是这些“故事”不同程度地嵌入，字里行间涌现出了一种召唤的力量，因为故事生成了散文之外的意义。这么做，也让散文的文体迈向更加自由的空间。某种程度而言，在夏红卫以细节的方式展现的故事中，故事已经构成了文本的意义上的，与作者同等的位置。《秋分》中，“玉丫头”与“我”朦胧的情愫，容纳了各种难以名状的农耕文明之美，生命之苦由此似乎被排除在时间之外。再如《立冬》中，“我”与“大扁头”大干一架，乃是为了吴先生一家的悲剧命运作铺垫，由此，乡村的文明、理性与秩序，与自然的、有待驯化的原始风貌，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就像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说，“在语言之说话而不是在我们人之说话中，取得居留之所。”故事成为夏红卫散文写作中的重要推动手段，正是这一点使得节令散文跳出了狭隘的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范畴，为自身赢得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