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爱民

提起“三九”，我们总想到关于气候变化的数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三九”是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时段。我说的三九是我儿时的一个玩伴，大概出生在寒冬腊月，父母就潦草地给他起了这个小名。前段时间偶尔做一些零碎的梦，梦里经常闪现见他最后一面的样子，也许是年岁渐长，逐渐淡忘以前的人和事，灵魂深处不自觉地涌现一些碎片，断断续续、点点滴滴，好像提醒让人不要轻易忘记，终于还是想写些文字留下点什么。

三九属龙比我大两岁，有个哥哥。农村里有两个小伙的家庭，生活总会艰难一些。他念到四年级的时候都没有大名，后来学校为了登记学籍，班主任孙老师给他起了个大名叫长龙，但我们依然喊他“三九”，他的大名除了写在作业本和试卷上，基本没有在生活中出现过。三九虽然比我大两岁，但我们都在村里读同一个班，记得差不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跟三九还有广庆、小强四个人最要好，一起躲蒙子、一起玩纸嗒子。四人就决定一起合起来过家家，将我们所有收藏的纸嗒子、玻璃球、香烟壳、火柴盒都集中到三九家，合并到一起。在村大会堂商店门口捡的、在放学的路上跟别人斗赌赢来的东西都算大家的，输了的也一起承担，开心愉快地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记不清什么原因，四个人合伙的事业不能开心地继续下去了，就提出了分家。记得当时我的贡献比较大，就提出了要分更多的物资，三九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既然大家是过伙，那我们就要按规矩平分，我内心虽然不愿意，但他说的理由我无法反驳，几个人都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件事让我知道了有些事是要讲规则、讲道理的，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他表达时认真的表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忆很模糊，三九大概在村里初一没念完，15岁就辍学了。那时候我们村里有初中，印象中我们读初一时有四十多人，到初三参加中考的只剩下十五人左右了。记得隔壁村同学一次争吵没有吵过我们村的，一怒之下同村一批人就潦草地扛着学桌回家了，再也不念了，现在想想那时多荒唐啊。三九后来跟着别人学木匠手艺、到东北跟在村里人卖自制糖的作坊里做糖挣点辛苦钱等等，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也没什么正当事情，其他不念书的村里伙伴也都差不多的状况，在那个年代一切随缘。

我还是念了高中，读了大专，回村的次数也逐渐少了，遇到他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找了个隔壁县靠近我们乡的姑娘结了婚，生了个女儿，我们联系基本就断了。99年毕业后，回到县城工作，只晓得三九在戴南打工，也没有特地去联系。几年后，一次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那头谨小慎微地先解释找我父亲要的号码，听我依旧很爽快地交流，感觉他松了口气，解释在厂里打工脚趾被砸伤，什么都不懂，听说我在劳动局上班，想找我寻求帮助。我告知他需要来兴一趟，现场登记处理。隔天，我在楼下等到了他，他穿的是厂里的工作服，也不是勤洗的那种，因大拇指被砸伤，走路不太方便。帮他理好事情后，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我因工作需要接待南京几位工程师，在单位对面小饭店吃工作餐，便邀请他一起参加。他拒绝了。我抓紧拉住他，表示你又不是外人，吃个简单的饭，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坚决不同意，表示他现在的情况不合适随我吃饭，掰开我的手，迅速转身一跳一格地远去，留给了我一个倔强的背影。从他认真的眼神里我其实读懂了很多，有回忆、有感动、也有丝丝自卑，我尊重了他的意见。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两年后的08年春天，一次我跟母亲打电话时，她顺便告诉我三九已经走了，脑瘤。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倔强的背影依然清晰，没有告别，没有悲伤，竟走得这么潦草。我默然想起一段歌词“山外的山，我望不穿，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写下这段文字不仅是为了怀念，而是这个世界太潦草，太多的人和事从身边不经意流淌而过，没有泛起一丝波澜，没有剩下一滴回忆，我已找不到他的痕迹，二十年后残留在脑海深处模糊的身影，就当是我们共同的时光最后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