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国强

    我的老父亲今年88岁了。
    1952年他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响应政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复员回乡，长期在地方镇办企业工作。我曾粗略统计过，30多年时间，他竟做过10个单位的负责人。算起来，他属下的会计、供销员、提携的车间负责人不下几百人。
    父亲文化水平连初小都不够格，认识的几个字还是在部队里扫盲学会的，我看到过他给别人批的条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上个“批”，下面是他的名字，虽然写得不流畅，但还是挺认真的。他虽脾气耿直，但心地善良，对人没有坏心，许多人都成了他的朋友。那时我们家低矮的瓦房里经常是你来他去，门庭若市。特别是经他帮助过的人，有求于他的人更是围着他“主任长，主任短”。后来，父亲负责的单位倒闭了，他和单位的其他人员一样被政府一次性解决回家。再后来他老了，曾经的朋友一个个离他远去，特别是当初失业落魄时父亲拉过他们一把，曾对父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感恩的人，也变成了擦肩而过的路人。唯有60年代在清管所挑水后做缝鞋匠的戴哑巴，成为他几十年的忠实朋友。
    戴哑巴，大名叫戴光培，今年82岁了。高高的个子，微驼，亮脑门，扁扁的脸，凹进的嘴巴。戴哑巴出生于一个破落家庭，从小家境好时家人送他上过聋哑学校，具有初小水平，文化水平他比我父亲高得多。我少年时就认识戴哑巴，那时，父亲负责镇清管所工作，他是清管所工人，工作是挑水冲洗厕所，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看到他时都是卷着裤腿在挑水。
    1965年，父亲调至剧场任经理，他把戴哑巴带到剧场收门票，父亲看中的是他忠于职守。果真他认票不认人，工作极为负责任。后来，父亲看到戴哑巴岁数大了，便开始张罗他的婚事。父亲多方请人为他找了一个杨姓女哑巴，给他俩成了家。两个哑巴结婚后生了个儿子，儿子没有遗传哑巴基因，两岁多时会说话，两个哑巴高兴得朝天上跳，哇哇地直叫。再后来，他儿子长大了找了对象结婚成家也生了个儿子。抱上孙子的戴哑巴很感激父亲，和别人提起父亲，就翘起大拇指夸奖，说父亲是个大好人。
    戴哑巴感激父亲的方式不是送烟送酒，也不是请父亲吃喝，而是每天大清早就来看望父亲，他递给父亲一支烟，两人边吸烟边用哑语手势交流。每当父亲的小院内传出“哑巴——哑巴”声，我们就知道戴哑巴来了。我常问父亲怎么懂他的话，父亲说，这么多年了，慢慢地就懂他每个动作的意思了。随即，父亲做了几个哑巴动作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每次戴哑巴来，我都主动和他打个手势表示问好。戴哑巴知道我不懂哑语，常常抢先掏出我口袋的钢笔，写上几行字，告诉我一些事情，比如他买了一件新衣服，脚上的皮鞋买了多少钱，如此云云。
    民间有言：但凡有一缺的人都很巧，戴哑巴也不例外。自从退职后他就学会了皮匠手艺，每天他推着小车在镇西大街的一处巷头做皮匠活计。父亲常把家中脱胶的皮鞋拿去请他修，每次戴哑巴都不肯收钱，父亲硬塞给他。几十年来，父亲从来就没把戴哑巴当成属下员工，而是看成朋友，戴家儿子结婚、老婆去世、新房落成他都送去人情。而戴哑巴更把父亲当成亲人，前不久我母亲去世，戴哑巴领着儿子来悼念，又是送花圈又是叩头作揖。母亲去世后的这些日子内，他几乎天天过来陪父亲聊聊天。
    有的朋友给人温暖，有的朋友给人寒心。只有经过岁月筛选下来的朋友，才是信得过的真正朋友。如今，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想寻一个真心朋友确实不容易。真的羡慕老父亲这么大岁数时，还有一个不离不弃天天陪他说话的哑巴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