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的那座水边小城，平凡人家，哪怕日子过得再紧迫，再寒酸，如何过个好年，都是第一紧要的事。要把年过好，必须做三件事：腌咸货，灌香肠，做年蒸。讲究一点的人家，进腊月前一天要杀头猪。不过我们家从来没杀过，我看过邻居家杀猪，那场面太血腥。在我们家，年蒸就是最浩大的工程了，面粉、酵母、青菜、肉、芝麻、豆沙……原材料就要准备几大筐。在爷爷看来，只有做年蒸的家庭才能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巷头的刘家，男人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孤儿寡母，要不是邻里接济，这日子就真没法过了。刘家从来不做年蒸，每次都是爷爷做好了送到他家去。一到孩子开学的日子，刘大嫂就抹着眼泪，来跟爷爷借钱。爷爷总是可怜他们，说人穷志短，不做年蒸的家庭，日子哪能红火起来呢？ 
    我的孩子不知道年味是什么，过年的感觉对于她来说远没有迪斯尼二次元的吸引力大。其实想想，怎么能怪孩子呢？是我们这些大人没有把传统的文化延续下来。生活太便捷了，超市里包子、馒头、年糕、元宵，样样都有，谁还会花上那么多天，准备原料，劈柴，烧火，做年蒸呢？更何况，我都没学会这门手艺。在我的童年岁月，是爷爷让我感觉到，过年，才是一年中最重要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从进入腊月开始，平常日子就被他赋予了仪式感，腊月初八煮腊八粥，腊月十七掸尘，腊月二十四送灶神，腊月二十五做完最后一批年蒸，腊月二十六祭祖，腊月三十贴春联，直到大年三十晚上的团圆饭，一样都不能含糊了事。家中的一切都在他的调度下井然有序，恰到好处，滴水不漏，他一辈子挺得直直的身板，在厨房与堂屋间来回走动，新皮鞋摩擦在水泥地上发出权威的声音，手中的擀面杖俨然国王的权杖，不知敲过多少次不长眼睛的小脑袋。
    在一团和气，美满幸福的背后，并不能掩盖生活本身的不如意，一大家子的人，谁的心里没有一些坎，谁的生活能永远一帆风顺呢？就拿爷爷来说，年轻的时候是部队军官，一辈子没有低过头，老了老了，却要为小叔叔的工作到处求人，而给他脸色的，往往都是他曾经的下属。也只有过年的那几天，所有的不如意才能被浓浓的年味所遮蔽。而爷爷，是这场年味的缔造者，也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精神领袖。我记得他在大年初一的清晨放一块搓衣板在天井里，四面朝拜的虔诚，一拜家人身体都健康；二拜多子多孙，福泽百年；三拜子孙前途广阔；四拜自己打牌场场赢钱。我记得他在正月初五接财神的场面，用红丝线把活鲤鱼头尾绑起来，做成元宝状，供奉后放生，讨得“鲤鱼跳龙门”的好彩头。平日里我的爷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悄无声息地承受着老年岁月的日益衰败，日益下沉。也许在他心里，日子过得太压抑了，需要有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集体狂欢，来稀释这坚硬的岁月，而腊月，就恰到好处地来了。那些繁琐的民俗，是古老的遗产，更是爷爷心里的图腾。
    1995年的腊月二十六，75岁的爷爷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没留下一句话，但他蒸的包子，腌的腊肉，灌的香肠……一直陪伴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