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偏差必须要有限度，超过了限度，偏向另一方，古今概莫能外。
    自汉以降，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儒家学说逐渐定于一尊，被认为是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的最有效的工具，孔孟之道成为两千余年传统文化的主流。历时1300年的封建科举考试，其策论试题皆取于儒家的主要经典《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中。如150多年前，江南扬州府兴化县学廪膳生（明清两代称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黄景，于清同治三年八月在江南贡院参加甲子科并补行戊午科乡试的策论题为：《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语出《论语·子路》。倘不将《四书》熟读于心并仔细揣摩，则无从下笔。生员黄景为明万历时名谏官、被誉为“青琐名谏”的乡贤黄建中的耳孙。清帝逊位民国建立后，封建思想仍占统治地位。袁世凯称帝前后，提倡祭天祭孔，通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等形形色色的组织，鼓吹封建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甚嚣尘上，活跃一时。于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理所当然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皆为此而奔走、呐喊，不遗余力。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无可非议。孔家店是指孔子学说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精神、道德、文化体系，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主流方面；另一方面，还应该批判地继承，从破中立，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孔孟之道中也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如民本思想等。而今，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遍布全球；媒体竞相播放《四书》讲座，即为明证。
    早期京剧以敷衍悲欢离合故事宣扬忠孝节义，而忠孝节义则被视为封建思想的产物，因而“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竟有人提出要打倒京剧。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上海重返舞台，知名国画家、文学家丰子恺连看五场并登门拜访说：“‘五四’时代，很多人反对京剧，要打倒它，我读了那些文章，一度也看不起京剧。但留声机上的京剧吸引了我，尤其是您的唱片征服了我。我这才想到，‘五四’文人反对的该是京剧里含有毒素的那些陈腐的内容，而它的夸张的、象征的、明快的形式，音乐与表演，还是好的，是有永远的价值的。”其实，京剧吸引人、征服人岂止音乐与夸张、象征、明快的表演。200多年以来，京剧早已从宫廷御用飞入寻常百姓家，其流行范围广，艺术风格独特，表演体系完整，影响力巨大，逐渐被认同为国剧，并被誉为中华国粹而风靡全球。流寓海外的中华赤子，一听到皮黄，就倍感温馨，眼噙热泪，无限自豪。不少老外也迷上了京剧，爱之、乐之而不能自已。京剧戏目林林总总，不乏精品、珍品，寓意深长，教育强烈，感人肺腑，催人奋进。以爱国家、爱民族为主旋律从而激发人们不畏强暴、抗御外侮，培养爱国主义感情者有之；反对战争，渴望和平者有之；关心人民疾苦，痛斥苛政猛于虎者有之；严以执法，不徇私情者有之；捐弃前嫌，认错赔罪，勇于改过，团结对敌者有之；劝人弃邪归正，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者有之；无忘勤俭家风，力戒骄奢淫逸者亦有之。教育意义与道德力量不可低估！
    “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要打倒京剧，不足为据，显然是矫枉过正或过犹不及之举。其实，矫枉过正何止“打倒孔家店”、“打倒京剧”，中华数千年孕育的博大精深的氏族文化竟长期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然而中华民族同宗、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是割不断的，四海之内，炎黄子孙皆兄弟也。报本溯源，寻根问祖，从民愿也。改革开放，政通人和，国家编史，地方纂志，家族修谱，蔚然成风。胡适云：“信今而启后”，懿哉斯言！
    窃谓矫枉不宜、不必、不能过正，言言中的应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