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聊天的癖好是在小镇养成的。那时候的身份是高中语文教师。每天从讲台边走下来，总是汗涔涔的，紧张。下了课，我自然要想个办法平息一下紧张的情绪。办法终于找到了——聊天。这活儿轻松有趣，小镇躲藏得再隐蔽的消息也能被我们翻出来，风一吹，到处都是。
    我们聊天的地点，多在老耀的宿舍。老耀是我们的教研组长，“耀”是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老耀喜欢熬夜，下了晚自习，学校里乌灯瞎火，他宿舍的灯光依旧顽强闪“耀”。于是，学生们便“老耀”“老耀”地喊开了。很快，校园里个个都知道，“老耀”就是住在教师宿舍最西边一间的那个小个子。
    没有想到，小个子的老耀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还挺高。这个威望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春天的早上。那个早上，7点20分，学生们正埋头吃着早饭，学校食堂外的大喇叭开始播放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天地。没有想到，老耀的名字被一个暖暖的女中音读了出来——老耀的一篇朦胧诗评论被电台采用了。著名播音员海蓉温柔平和的声音，如融融的春风，让人陶醉。食堂内外，先是安静，继而一片欢腾。
    老耀的宿舍狭小逼仄，十个平方左右，一道单墙拦腰隔开，里面是卧室和书房，外面是厨房，墙角有个小水缸。学校宿舍紧张，两个教师合住一个。老耀这间小，容不下两个，只能独居，这让喜欢安静的老耀沾了光。当时，我们正好教鲁迅的《拿来主义》，这篇杂文鲁迅先生是在亭子间写的。于是，我们把老耀这间小宿舍也戏称为“亭子间”。时常看到，亭子间的门口，老耀端着一个黄色的瓷杯，坐在一张旧藤椅上看书。
    晚上，备完课，几个单身教师总喜欢来亭子间转转。床沿、藤椅、长凳，坐下后屁股便不愿挪动。我们美其名曰“教研”。白炽灯下，一个个亢奋得像喝了酒。谈伤痕文学，还谈朦胧诗。主讲人自然是老耀，说几句话便呷一口茶，慢声慢语。老耀喜欢读小说，讲得多的也是小说。一次，他给我们介绍周梅森的中篇小说《军歌》，直呼写得不错。那个时候，周梅森还没有成名呢。不久，老耀评论《军歌》的文章《军人决战岂止在战场》上了《文学知识》，洋洋洒洒，好几千字。我们几个是挤在老耀的床边浏览完他的大作的，羡慕不已。我们提醒老耀，拿到稿费要请客。稿费很快收到，76元。相当于老耀一个半月的工资。老耀先是给女朋友买了一双皮鞋，又给自己添置了一大摞书，余下的请了客，自己下厨，忙了半天。亭子间挤满了快乐的空气。两瓶一块三角五一瓶的分金亭把我们几个弄得醉醺醺的。
    校园里终于掀起了投稿热。尝到甜头的老耀自然不必说。同组的小夏更是夜以继日，一口气写了三篇稿子，到处找人挑刺。我也写了两个豆腐块一稿多投。很快，连续的退稿或者杳无音讯把我们弄得兴致全无。不久，我们发现了一个更为吸引我们的事情——打牌。晚上，四个人，一副扑克，围着一张学桌，看谁“跑得快”。赌注是一包大京果。每回，小卖部的老头看到我们光临，总是心领神会地把大京果拿到手边。我已经记不清，为了一包大京果，我们荒废掉多少个晚上。我们吃了大京果、一哄而散的时候，老耀门缝里的灯光依旧精神抖擞。
    好几次，三缺一，我们想请老耀救场。唇焦口燥，老耀还是石头一般。一次教研活动，老耀给我们说了个故事：一位老人退休，想过个安静日子，但一群顽皮孩子在他房前的空地上踢起了足球。老人很忧虑，但他灵机一动，夸赞孩子们踢得好，掏出十元钱奖给他们，说，你们每天踢我每天奖励。老人说到做到，钱按时送给了孩子。过了几天，老人对孩子们说，我的退休金不多，只能给五块了。孩子们依旧踢得热火朝天。又过了几天，老人说，我下岗了，没钱给你们了。孩子们生了气，捡起皮球就走：没钱，谁踢给你看呢。从此，老人又过上安静的日子。
    我当然知道，老耀是通过故事委婉地告诉我们，读书是快乐的，大家不能像几个踢球的孩子，把本来快乐的事情，染上功利，失却了真味。我们几个还是尊重老耀的，“跑得快”组织土崩瓦解。很快，小夏的诗歌上了《风流一代》，散文上了《新华日报》。我歪打正着，几幅漫画作品上了省报，有的还获了奖。这个时候，兴化教研室的《芦花报》组稿，老耀组织我们写下水文，他的《一碗面条》、小夏的《校园一角》和我的《偷蛋》登在了一个版面。看到学生们拿着报纸聚精会神，我们的心里美得很。《芦花报》没有稿酬，但我们还是很快乐的，大家凑了份子，在亭子间碰头，边喝边聊，聊文学，聊人生。
    教学上碰上“疑难杂症”，我一般把它当成马蜂窝，躲得远远的。相比之下，老耀就有点迂了：揪住不放，穷根究底。资料有限，他只能通过写信的方式向专家请教。他给语文教育家顾黄初老师写过信。顾老师居然回信了。在亭子间，老耀拿出来显摆过。后来，老耀和顾老师信件往来不断，两个人还成了忘年之交……
    随着小镇高中的撤并，老耀、小夏和我也各奔东西。我们的联系慢慢少了。一次出差，我在《新语文学习》的封面上，看到了老耀的照片，兴奋得晚上失眠。我没有想到，几年不见，老耀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特级教师了。一次，我接到老耀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我的一篇文章上了《语文报》，鼓励我继续写。可能是惰性吧，我没有坚持下来。老耀倒是写得不少，教学随笔集《零度的眺望》和语文教学专著《语文语文》相继出版。厚厚的两本，很沉。
    老耀忙得很。偶尔，他来我所在的城市开会，总要忙里偷闲，招呼我过去，聊上几句。在老耀下榻的宾馆里，我们聊过毕飞宇、庞余亮，也聊过兴化文学、楚水在线。老耀还是喜欢读小说。他说，他在读毕飞宇的《玉米》时，竟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每个人心中都需要一盏灯，”老耀说，“否则，我们的人生太昏暗了。”
    我不知道夜猫子的老耀是否还记得15年前我们的故事。我想告诉老耀，我没有忘记。特别是亭子间，那束昏黄而柔和的灯光，曾在无数个寒冷的晚上，温暖着我漂泊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