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穆时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对现代派文学既竞相效颦，又大加挞伐的年代。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我在一本电大中文教材里看到了《上海的狐步舞》并很快被它所吸引，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早在四五十年前，我们中国人就能如此干练地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了，这使我一下感到那些关于现代派创作技巧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学的种种争论显得那么可笑。从此，我就记住了穆时英的名字。

    这些年来我对穆时英的兴趣一直有增无减，只要看到与现代文学有关的史论专著，我总是先翻看一下是否有关于他的介绍评析。可能找到的基本是寥寥数语，一般只在提到“新感觉派”的时候加上一句“此外，还有穆时英……”，有的甚至不置一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曾一度被奉为见解独到的权威经典。我反复翻阅，也没有找到穆时英的名字，为此我感到十分失望。

    穆时英，生于1912年，浙江慈溪人，1929年即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除《上海的狐步舞》以外，还有《南北极》、《白金的女体塑像》、《黑牡丹》、《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穆时英在当时拥有众多的粉丝，他的崇拜者甚至会远涉南洋赶到上海来看他，这的确要令现今的作家们艳羡不已。穆时英成名很早，据说他成名后即过上了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也有人说，穆时英的生活并不总是灯红酒绿，他的父亲虽是银行家，但在他成年之前就已破产。穆时英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在上海沦陷后当了文化汉奸，1940年他被军统特工击毙于百乐门舞厅外。那时国民党正在与日伪展开特工战，军统杀手尽管拿76号的丁默邨、李士群毫无办法，但要搞掉只会写文章的穆时英还是小菜一碟。当然，也有人说穆时英是被误杀，他本是中统在汪伪文化机关的卧底，他死得很冤。

    我无意为穆时英辩护，也没有能力去考证他到底是货真价实的汉奸，还是死得很冤的中统卧底。所幸的是他既没有走出去认贼作父，也没有参与某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署，更没有为日本鬼子带路去屠杀抗战军民和无辜百姓，否则他可真是万恶不赦，要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我倒是记得在穆时英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作品里有一篇反战小说：《空闲少佐》。

    陆游有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所幸的是蔡中郎还有文章在。

    中国人介入现代派文学的时间并不迟，中国人运用现代派技巧的能力并不差。穆时英就是一个例证。仅以《上海的狐步舞》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七八十年前新锐作家非凡的把握能力和表现能力。在这篇短短数千字的小说里，穆时英写了黑帮的火拼、后母与儿子的乱伦、底层工人的惨死、没落文人的幻灭、富豪的堕落无耻、歌舞厅里男女的调情、走投无路的暗娼的街头拉客……穆时英用印象主义、意识流等手法表现了旧时代大上海的特质——“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在奢侈、放纵和醉生梦死的情景中，让读者感受到的苦闷和忧伤。穆时英把现代主义的技巧运用得那么自信而又轻灵，他表现出的高度的概括力和语言应用能力是“五四”以来的文学家中所鲜见的。

    中国的先锋文学也曾喧嚣过一阵，但其中可以称作佼佼者的寥寥可数。他们更多的是把信口开河当做奇诡的想象，把信手涂鸦与精心的构造混为一谈，尤其可悲的是某些大腕竟然将自身文字表现力的匮乏当做是一种语言特色来炫耀。在穆时英面前他们理应红着脸低下头。

    穆时英应该算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先驱，只可惜后继乏人。他的文学成就本该引起文学史论家以及作家们的重视和肯定，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匪夷所思的忽略以及莫名其妙的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