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围墙低矮，低矮得不需踮脚就能看见天井。乡下人的院落是藏不住秘密的，你可以随时走进去——院门多半开着，或者半掩着，留给风，留给阳光，也留给串门的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春耕、夏种、秋收，熬过这些忙碌的时段，乡下人就可以喘口气了。他们休闲的方式是串门。走东家，串西家。串门是名，聊天是实。这是个不需要技术的活儿，无拘无束，天南海北，东拉西扯。

    这当然是多年以前的场景了。那时，乡下没有高大鲜亮的房屋，烟囱还冒着青烟，河里到处是乱窜的小鱼。乡下人在自己的村庄周围画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圆，把自己圈在里面。圈在里面的他们用串门联络感情，聊的是鸡零狗碎、家长里短：谁家的母猪怀上了崽，谁家的媳妇生了胖儿，谁家儿子找了个姑娘，谁和谁相好了……乡下人用嘴巴和耳朵传播消息，从这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从这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速度比风还要快。

    我的母亲就是个热衷于串门的乡下人，不管多远，她都要赶过去，哪怕是我姥姥家的庄子。母亲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无意中招惹了不少是非。父亲为此劝母亲少去串门：“南说江，北说海，有什么意思呢？”母亲改不了，就像父亲永远戒不了的烟瘾一样。母亲串门，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功利目的的：大集体时，她要打听清楚什么时候分粮，好早一点过去，去迟了，都是脚料，沙粒多；联产承包时，要打听清楚，什么地方割麦了，她好去捡拾麦穗，家里的粮食实在不够吃。 

    冬天，农活少了，乡村里有些清冷无聊。晚上，昏黄的煤油灯下，几个女人，围坐着，纳着鞋底，叽叽喳喳。她们细心地把本村的邻村的小伙和姑娘梳理着，一个一个放到手上。她们手就是秤，掂一掂，几斤几两，一目了然。于是，一块馒头搭一块糕，谁和谁般配便心中有数了，撮合的工作开始筹划。等鞋底纳到一半，一桩好事也商量得七不离八——就等做媒吃喜酒了。

    终于有一天，乡下人发现，没空串门了，他们要去做更重要的事情——赚钱。于是，他们背着行囊进了城，打工、做生意。外面有的是钱，把它赚回来才算本事。打工回来，他们带回了一沓沓鲜亮的钞票还有一肚子酸甜苦辣的故事。放下行囊，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串门。看得出，他们憋坏了。

    城里人很少串门，钢筋和水泥足够保护他们的私人空间。无事不登三宝殿。偶尔造访，都是不得已的事。一进门，主人会“热情”地给你递上拖鞋或者鞋套，折腾一番，聊天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

    在城里，乡下人是憋屈的，一肚子的话有时只能咽在肚里，慢慢烂掉。比如我。憋屈久了，我会溜到乡下。走在老家的巷子里，我敲着邻居家的门，喊着那些我曾经熟悉的名字。在我以前经常串门的红伙家，我把门敲得咚咚响，对门的红香告诉我，主人春节回来露一下面又走了，忙呢。有些失望的我，在门缝里看见两个已经风干的隔年丝瓜，悬在院子里的苦楝树上，在寒风里摇晃。

    转了一圈，我终于发现，喜欢串门的人都去了城里，而留守的，除了老人，都聚到了一个地方“联欢”，那个地方名叫棋牌室。

    喜欢串门的母亲，在视力急剧下降后对这项活动完全失去了兴致，蜷缩在自家的院落里，不愿再挪动半步，静默得就像一棵树。她不再关心麦子稻子，不再关心油盐酱醋。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守株待兔，坐等邻居和儿女跟她聊天。

    天气好，母亲会搬张椅子，坐在院子里打盹。太阳下的母亲，头不停地点着——失眠症困扰了她几十年，现在，眼病又开始侵扰，串门已经成了母亲的奢侈品，她消费不起。岁月把母亲收拾得没了一点脾气，她只能愿赌服输，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天一天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