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冠以“准提”二字为名的佛庵，以处北城外北窑庄者最著，此准提庵又称“准提律院”，是律宗佛寺“般若寺”的下院，且与般若寺比邻而立。清代康熙三十年（1691年）后，“雨漏风穿”的“般若庵”在高邮玉文和尚的住持下得以拓展光大、升级为寺，因水灾仍频、墙倒屋倾而几近鞠为茂草的准提庵相形之下，徒引起玉文弟子觉慧心中的万千感伤。

    觉慧和尚自幼出家，在寂寞的修行之路上持之以恒，不但与玉文同心协力苦创“般若寺”，使其一跃而为兴化城“九大丛林”之一；在面对“荒烟野草”的准提庵废址之时，他的心中也萌生了重修这一古刹的宏大誓愿。

    玉文和尚示寂之日，般若寺的众僧一致推举觉慧继任住持之位，觉慧坚辞不受，将寺务托予法兄正元管理。为不负众望，又亲自辅助正元法兄三年之久，与正元及众僧一道，努力完成玉文和尚生前未成的佛教事业。三年后，兴化西城内宝严寺邀请觉慧去任主持，北窑庄上的居士们闻听，一个个争相劝留。觉慧一心要将般若寺归于师兄正元，不便继续留住般若寺中，又不愿弃祖庭而西投，便留住准提庵废址，苦心营建，终使熄灭的准提庵香火再度旺盛起来。

    在重修的准提庵西北角上，觉慧特地为先师玉文和尚修造了寄托金身的“玉公塔院”，将进士魏周琬（兴化人）撰写塔铭的石塔请入院内，以报“水源木本”之恩。同样继承先师遗志，后来成为“般若寺”中兴二代祖的觉慧法兄正元，以疾而逝后亦归塔院，兴化名士王国栋（字竹楼）为其撰写了塔铭。觉慧重修准提庵之举得到了北窑庄庄户的捐资响应，有一位名叫卜荣之的佛教信徒施赠了良田四十三亩以助香火之资。虽然大江以北、长淮以南邀请觉慧前往传戒者日不暇给，而觉慧始终留念祖庭，以继承玉文的遗志为首要之务。进士出身、官居武英殿纂修的兴化人赵秉忠见证了准提庵的复兴，他的曾祖父佑寰公曾为般若寺的兴创敦请来玉文和尚，而他本人有感于玉文、觉慧、正元这些僧人的坚韧不拔，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写下了满怀敬意的《重修准提庵碑记》。

    准提庵作为般若寺的下属小寺，坚持弘扬佛教律宗，庵后有楼供奉三目十八臂的佛教准提菩萨金像，觉慧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遂使濒于荒废的准提庵成为兴化城有名的佛教场所。自称“北窑庄磨砖汉”的般若寺诗僧雪幢和尚年老后便休憩在准提庵之中。清道光四年（1824年），正值雪幢六十大寿，徒辈欲为其庆祝寿辰，雪幢却坚持不愿。在众徒辈的一再恳求之下，雪幢自题“会么”二字为庆寿匾额悬于准提庵居室内，匾上题有他自撰的跋语，中有“会么——盖以己之未会，犹望后人之会，以当座铭”之句，体现了他超脱世俗的见解，此中深意不是佛门外一般人所能领会的。

    清末咸丰时，准提庵一度改为尼庵，由比丘尼朗胜住持庵中大小事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天，退守兴化的韩德勤部队横行无忌，为构筑所谓的防御工事，肆意拆毁城乡诸多寺庙，准提庵两间山门被韩军拆毁，此庵亦从此“凋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