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木匠，没有人能让躺倒的树木重新伫立。木匠用斧头凿子给木头安上腿后，它便能像牲口一样站起来。这个时候，木头有了个新的名字：桌子或者椅子。

    古镇的冬天，屋前屋后那些成了气候的榆树槐树还有楝树们，总有些心惊胆颤，稍不留神就会被它的主人放倒，砍掉枝桠后丢进河里。沤上大半年，树干会被捞上来，晾干，运到锯木厂，剖成木板。这些木板静静地码在一个角落里，每块用砖头隔开，方便通风。时间会改变一切，等木板里的水分少到一定程度，它便没了脾气。没了脾气的木头，做成的家具才会老实，不会变形走样，也不会裂缝。一段一段的木头，在变成一张张溜光鲜亮的桌椅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凤凰涅槃”——它们用另外一种生命形式存活下来：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

    邹明生就是那个可以让倒下的树木站起来、并且站得更久的木匠。只是，像他这样纯粹凭着木匠手艺挣钱的，在古镇已经不多见了，珍稀得跟镇上极少数人家保存完好的明清家具一样。

    古镇东西走向的丰乐路上，两间朝南的小店铺，便是邹明生工作的场所。形单影只的他，常常一工作就是半天。坐在矮凳上的老邹，一边雕着木板，一边回答我的提问。旁边，乱七八糟的木料堆得老高。老邹今年60岁，不高，但壮实。他的话语不多，似乎在暗示我，他是靠斧头吃饭的，自然也要靠斧头讲话。我们来到了堂屋，这里有几张白身子的太师椅，非常精致。我用手搬了一下，很沉。邹明生17岁学徒，做了43年的木匠，专门打制八仙桌、琴凳和太师椅25年。面对我，邹明生有些兴奋，眼睛亮得就像他斧头的锋刃。他说，镇上的八仙桌，上档次的，有一大半是他的作品。

    邹明生打制的桌凳，哪怕十年八年，他也能一眼认出来。跟认自己的孩子一样。老邹说，桌椅会说话，但只有木匠可以听得见。桌椅是木匠的孩子，木匠便是它们的父亲，每一张桌椅都会留下木匠的痕迹。比如，木板的光滑程度、榫卯结合的松紧度等。一个浮躁的木匠，刨工可能不到家，桌椅摸上去就会扎手，讲究的漆匠不会接他的活——费砂纸不谈，坏名声呢。更有学艺不精、徒有虚名的木匠，打制的方桌，桌腿不直，像稍息似的，内行人称之为“狗撒尿”,难听但形象。对自己做的家什，邹明生颇为自信：平整光滑，宛如孩子的肌肤；榫卯结合，天衣无缝，找不出一丝间隙。25年，邹明生没有用过一枚钉子或者木螺丝。

    其实，古镇不缺好木匠。只是，那些手艺出众的，不是去城里搞起了装修，就是在古镇做起了家具生意，进货卖货，一转手便是几百上千。赚足了腰包，这些人才发现，他们存放斧头的工具箱连同他们的手艺已经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偌大的古镇，只剩下邹明生一人，和他朝夕相伴的，除了斧头、凿子、锯子、刨子，还有清贫和寂寞。老邹很满足，只要有口饭吃，他不想丢掉自己的手艺。

    镇上人把木匠分为三类：“水作”、“高作”和“细作”。“水作”造船，“高作”建房，“细作”做家具。邹明生属于细作，也就是人们说的细木匠。细木匠讲究精雕细刻，所做家什，费时费力，不惜工时。据说，明清之时，很多细木匠都由大户人家养着：干活时发放银两，不干活时管吃饱喝足。想来也有道理，没有后顾之忧，手艺人才会安下心来，做的活才会精致，精致的作品方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称职的木匠一定是孤独的，就像老邹。木工活耗时间，一对太师椅40个工，一张八仙桌20个工，四张琴凳10个工。漫长的工期，考验的是木匠的安静和耐心。古典家具，雕龙刻凤少不了，全是手工，单雕刻的工具就有“圆凿”、“筋凿”、“平口”、“斜口”等十多种。老邹打制的太师椅的背壁图案常见的是“福禄寿”，刻的是如意、拐杖、香炉、蝙蝠之类。有时也刻花瓶花卉和人物。这些浮雕，夸张适度，层次丰富，立体感强。可以说，没有细腻的刀法，一定的美术功底，很难刻得如此鲜活生动的。

    如果说古典家具最难的雕龙刻凤，那就大错特错了。雕龙刻凤耗的是时间，考验的是细心。最难的，还是榫卯的结合。要做到准确无误、严丝合缝，绝非一日之功。太师椅里有一道工序叫“眼里做榫，榫里做眼”，很难，需小心翼翼。一不小心，料子便能废了。所谓“长木匠短铁匠”，就是提醒木匠谨慎再谨慎。其实，再好的木匠也有困惑不解的时候。空闲的时候，老邹会和古镇的木匠们交流沟通，比如我的父亲、我的本家六叔，他们曾经是古镇木匠里手艺出类拔萃的。老邹的桌上有一本《明清家具》，他视如珍宝，没事就拿出翻翻。

    邹明生做家什的料子一般是柏木。没木料了，他会雇辆卡车，去竹泓进货。早些年，他是雇一条七八吨的挂桨船，到兴化南门外的木材市场进货。早上，天没亮，从大邹出发，三四个小时到兴化。在木材市场，他要精挑细选，晚上才能到家。选材料是考验一个木匠基本功的重要方面，凭的经验和感觉，当然也有运气。买木材，最怕的树木“转丝”、“脱心”：树一剖开，会炸裂，只能送进灶膛。每次选材，老邹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个闪失，钱打了水漂。老马也会失蹄。邹明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买了根脱心的木头：剖开来，木材炸裂，散得到处都是。老邹为此郁闷了好几天，花的可是自己的血汗钱啊。木材进回来后，邹明生要顺料子，“木匠手里无弃材”，他要把每根木料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这些年，木匠这个称呼贬值得厉害。许多木匠沦落为木工，没了“匠”，就是一个工人，只会拼凑组装的工人。电脑刻画、电锯电刨的广泛使用，让家具成了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没有个性，没有精神和品质。这些产品凭借低廉的价格充斥着家具市场，气势汹汹，一时，鱼目混珠。生意清淡了，可邹明生就是不愿意改行。

    孤独的老邹还是有知音的，侍先生应该算一个。侍先生是个企业家，喜欢收藏旧家具，而邹明生擅长旧家具修复，两人就这样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修旧如旧，不破坏旧家具的整体风貌，这是他们两人共同观点。侍先生收藏老家具，纯粹是爱好。这个爱好，费钱，费工夫，还需要胆量和眼光。偶尔，侍先生会把散了架的桌椅买回来，自然是旧东西，请邹明生拼凑。买回来的东西，缺胳膊少腿，侍先生会去买来相同材质的木头，请邹明生给他照葫芦画瓢地配起来。一次，侍先生买回来一堆木头，是个楠木的插屏底座，明朝的。邹明生鼓捣了半天，终于，插屏底座站了起来。这个插屏底座木雕精美，麒麟玉兔栩栩如生。侍先生说，这样的插屏，在当时，必是官职很高的官员才能用。侍先生跟我开玩笑说，没有了邹师傅，他的一堆老木头，只有进灶膛的份了。

    现在的邹明生是古镇的一块招牌。镇上许多老板，把老邹打制的太师椅当成大礼送人。你不能不佩服这些老板的“眼光”，如今，谁在乎钱呢？土特产、烟酒，太俗气了。送太师椅多好，有文化、高雅，还能传世。只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需在几个月前订制。订制后，剩下的就是等待，不急不忙。有时，顾客火烧火燎，老邹依旧不慌不忙。等差不多了，他会招呼你一声，好了，提货吧。等到把桌子椅子搬到顾客的车上，小心翼翼捆扎好，老邹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就像女儿出嫁一样。这些耗费了他大量心血的桌椅，也许一辈子再也看不见了。

    十个木匠有九个是喜欢夏天的。夏天气温高，日头长。木匠们手脚灵便，做的活计多。木匠是清苦的，一斧一刨，一锯一凿，用脑费力。一天下来，精疲力尽的木匠们不会亏待自己，他们喜欢用烟来犒劳透支的身体，用酒稀释他们职业的疲惫。邹明生喜欢酒，但酒量不大，半玻璃杯，能喝上半个时辰，满脸通红。菜不讲究，最爱烧螺蛳和烧杂鱼。其实，对于一个木匠来说，他们的作品也许是最好的下酒菜，它们让木匠在赢得了尊重的同时拥有了成就感。邹明生喜欢在自己新打制的桌子椅子前，细斟慢饮，度过他一天里最快乐的光阴。做累了，或是生意清淡的时候，他会坐在门口晒太阳，捧着一壶好茶，朝着来来往往的人发呆。

    “怎么不收几个徒弟？”我问邹明生。

    “徒弟？谁能吃得下这个苦啊。”邹明生一脸无奈。他前前后后带过十多个徒弟，现在没有一个做古典家具的。他最后一个徒弟好几年前改行，做起了装修生意。

    “你准备做到多少岁？”我说。

    “能做多久就做多久吧。要吃饭呢。”

    邹明生的胃不好，这是许多木匠都逃不了的职业病。太劳累了。在店铺里，我发现了电锯和电刨。这两个宝贝减轻了邹明生的劳动强度，也延长他的木匠生涯，他没有理由拒绝。我知道，总有一天，邹明生会做不动，木工活对身体的要求太高了。我不清楚邹明生将来用什么方式来金盆洗手，但有一点肯定，那应该是非常伤感和悲壮的。一门手艺，在古镇就要销声匿迹。

    邹明生的木工活是纯粹的手工，精细而又牢实的八仙桌和太师椅，带着他的汗渍、体温，还有他的故事。这些滑溜而有质感的桌椅，怎么摸怎么舒服，怎么看怎么耐看。

    “你的作品可以传世，寿命超过镇上最好的房屋。”我说。

    “久远的东西，可能最时尚。”邹明生说。他有理由。买他太师椅的，多半是有钱而又追求时尚的城里人。

    离开古镇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在和老邹那两间小店铺道别的瞬间，我想起作家刘亮程在散文《坎土曼的事情》结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变来变去，最后被这些不变的东西吸引，来到他们身边，想问一句：你们为何不变？突然有个更大的疑问悬在头顶：我们为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