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茅山镇，有两所中学。一所在镇上红旗大桥附近，茅山中学：高耸的砖门楼，庄严的主席台，水泥篮球场，单杠加双杠……它是小镇的最高学府，那有高中也有初中，是集镇孩子和农村家境富裕的孩子求学的地方。像我这类穿衣打补丁的孩子，一般只能就读于纪家初级中学。

记得第一次到纪家中学报到，做先生的父亲正在本村的小学忙得不可开交，只好让体弱的母亲送我。七八里坑坑洼洼的乡村大道，母亲一头挑被子，一头挑三五十斤大米。远路没轻担，母亲时不时把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又从左肩换到右肩，揩额头的衣襟也早就被汗水淋湿。而此时的我，背着轻盈的新书包，迈着大步走在母亲前面，留意着有几只花喜鹊枝头跳跃，几只小狗一溜而过，并随手拽几朵野花玩耍，全然不顾身后步履艰难的母亲。

经过茅山初级中学大门口，一个个进进出出的身影，特别是本村三伙家的胖年根，每次考试只考我一半分数，竟然捧着新课本站在校牌旁对着我傻笑。顿时，仅有的一丝自豪感，烟消云散。眼神充满惆怅和怨恨地瞟了瞟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到茅山初级中学读书？为什么自己连最扶不上墙的胖年根都不如？咽咽喉咙里的唾沫，想开口跟胖年根招呼两句。胖年根故作潇洒地转身离去，留下一个令我尴尬而又委曲的背影。

纪家中学到了，破旧的平房教室，光秃秃的操场，风一吹灰纸乱飞，一股股焦味。原来平常谁家有人去世，烧纸钱化纸房，全在这操场举行。整座学校除了用破旧不堪四个字来形容外，好像没有再合适的词语。因此，在报名、取书、铺床的时候，我是麻木与被动的，站在一旁看着母亲瘦小的身躯忙这忙那，无动于衷。一切安置妥当，母亲领我来到一个中年老师面前，提起父亲的名字，并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堆请多关照之类的话。或许是跟父亲不太熟识的缘故，中年老师很轻描淡写地点点头。我敢肯定，十分钟后，他一定认不出我来，但母亲依旧感激不已。

挂在走廊下的铁铃发出悠远的“当当当”的声音，一群高年级学生用汤匙和竹筷敲打着盛饭的瓷盆，争先恐后地冲向伙食房。该吃中午饭了。母亲看看我暗淡的脸色，局促地搓搓手竭力装出笑意，嗫嚅了好长时候：我回家了，你快去打饭。我没有挽留，也没有送母亲一步，一扭头，融进人群。现在想来，对于母亲，我当时真是冷漠又残忍。

五两米饭和着白菜汤，蹲在台阶，低着头，秋风扫落叶般一扫而光，打了个饱嗝，拍拍肚皮，一摇二晃地到河边洗涤。无意间，远远地看见一个穿蓝色衣裳的模糊身影，躲在操场边唯一的那株松树背后，偷偷探着头打量我。看到我，还急忙把身体尽最大努力地隐藏。我怔怔地站着，装出没看见的样子。一直认为自己足够坚强，泪水却不由地潸然而下。

不知道蓝色身影是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母亲。直到现在，我也从未向母亲提起过此事，但我相信那人就是母亲。因为那天，母亲穿的粗布外套是蓝色的，比天空还要绚丽的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