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益民

2001年12月21日，农历冬月初七。

这一天过了就是大冬。民间说“大冬大似年”。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尤其对于深深打着农耕烙印的人们。

我的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年的大冬。

这个季节，天黑得早，下午5点，车窗外已经被大团大团的黑笼罩着了，再加上天冻地寒，这境况让人闻到浓烈的恐怖气息。

冬月初七下午五时一刻，平生所遭遇的最大灾难发生了。在扬州通往泰兴的高速上，救护车里，一股非常野蛮的力量，活生生地从我的面前，拽走了母亲。

此前，躺在担架床上的母亲，虽然一直不说话——她已经一整天不说话了——事实上，她已经再也不会说话了，但她是活着的，我拉着她的手，手上是有温度的，脉博还是跳动的，她的眼睛还似睁非睁着。她还是这个世界的人。

五点一刻，离家还有一刻钟的路程，一天都没有动静的妈妈突然有了声响，她的喉咙和嘴巴动了一下，我们的心里立即亮起了一线希望之光。这动静，我们等了一天了，太珍贵了，我们生怕这一线光亮稍纵即逝，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在心里漾起一丝欣慰、幸运、期待……然而，没有等到我们所有的好情绪全部涌上心头，母亲吐了一口，应该是早饭；再然后，母亲的头陡然向右边歪了过去——而整整一天，她都是头仰着的。

就这样，妈妈丢下一车子人，丢下一家子人，自顾自地走了。

顷刻之间，阴阳永隔。

有谁经历过这样的大悲恸大割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点点离去，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父亲喊我的名字，让我看一下时辰。这个时辰很重要，今后许多的仪式都要根据这个时间安排。

“五点一刻。”我告诉父亲。

时间，时间。此刻，我终于明白，养育一个人的，不是粮食，不是空气，不是水份，什么都不是，只是时间。如果这个人“没有”了时间，这个人就不存在了。时间，对我们的母亲永远关上了大门，母亲被关在了时间之外，红尘之外。

尘世中不少人，为了生计远走他乡，将亲人尤其是老人寄居在老家。这些在外奔波的人，不时地会给留在老家的人寄一点钱钞和问候，这与其是一种表示和表达，不如说是为自己求得一丝心安。他们不知道或是不敢想留守人最希望的是什么。同样，收留这些老人的，不是村庄，也不是田园，更不是看起来实惠无比的钞票和杯水车薪的问候，还是时间。老人不是在庄稼里活着，也不是在老屋里活着，是在时光里活着。你有多少时间陪伴了亲人，亲人就在你的人生中活了多长时间。

2001年3月10日到12月21日，8个月11天，母亲生活在我身边治病。14岁之前，离家读高中之前，我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此后就是读大学，奔工作。偶尔回家，也只是两三天。这所有的“偶尔”累加起来，在时间长河里也只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这8个月11天，是上苍对我的珍贵馈赠。虽然短暂，毕竟真实。

妹妹、弟弟打电话给家里的妹夫、弟媳，将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做好准备，在堂屋里搁好床板——母亲要在上面躺上七天；再向至亲好友报信，请左邻右舍来帮忙——下面的头绪很多。

车子到家门口，天完全黑了。家门口已经围了好多人，叔叔伯伯们，婶婶大娘们，母亲在生产队里的好朋友，左右邻居，其中最多的是本家的长辈们、平辈们、晚辈们。     

所有的人都忘了饥寒，要赶紧将母亲“请”回家。

其实我更想将母亲抱“回家”。哪一个人不是父母抱大的？可是我们又抱过父母吗？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村人，不会接受拥抱之类的礼套，我们也从来没有说过“妈妈我爱你”之类的话。有时候看到电视电影上儿女与父母相拥的镜头，总觉得那是演戏，距离我们很遥远。可是现在想来，不管母亲接不接受，我欠母亲一个拥抱。

母亲抱我的情景已经模糊了，但是被母亲搀着的时光一直是记得的。童年最快乐的事之一就是和母亲一起去外婆家。被母亲搀着走42华里，一点也不觉得累，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在我们的身边。小时候能懂什么呢？后来明白了，那是一种母性的气息。甜蜜、温馨、暖和，裹拥着周身，有一种说不着的舒坦、熨贴。

和母亲在一起，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安全感。

有一次，是破天荒的。还是去外婆家，母亲带我去上街，其实就是去公社，那里有供销社，有小吃店，有电影院。母亲从四方手帕里掏出一毛三分钱，在小吃店里给我买了一碗馄饨。葱花、猪油、肉馅、红汤……母亲一只也没有吃——小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小孩总是心安理得地享用着，总认为这是大人疼爱孩子的一部分，别的根本不去想了。这一辈子单独和母亲待在一起或者外出的机会真没有几次，母亲身上几乎没有闲钱，给我买小吃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直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那一碗馄饨一直在我的心头香气四溢、温暖如春。

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抱抱母亲的机会，没有给我。

按照风俗，母亲是在外面“走”的，不能直接抬进屋内，必须“背”回家。我是长子，这事由我来做。

听着吩咐，我在门外，对着门里跪下，让四个本家男子汉抬着担架从我的头上过去，母亲真正“回家”了。

我把母亲“背”回家了。

但不是抱回家的，这成了我的情感世界里永远空白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