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康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往往会引发一阵喧哗与骚动，在这样的喧哗与骚动中，一个获奖热门人选——以色列的天才作家阿摩司·奥兹有时也会被人提起，此前他也曾经被好事者炒得大红大紫过。就文学本身而言，我可能希望奥兹获奖；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言，我觉得奥兹比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村上春树之流更适合中国读者。

由于民族性和社会体制等多种原因，我们的先人总喜欢把个体的“家”与群体的“国”联在一起，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屈原开始，到杜甫，到文天祥，再到明清之际的那些遗民诗人，莫不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耳熟能详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即如此也，如果这是我们传统写作模式之一的话，那么奥兹可能比现今的任何一位中国作家都要深谙此道。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描述对象，并以此旁涉国家、民族、种族诸问题，《了解女人》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约珥本是一位摩萨德的特工，后因妻子莫名亡故而提前退休，抛开他曾经无比忠诚的“国”，转而了解研究他的“家”，研究家里的女人们：亡妻、母亲、岳母、女儿。然而家庭的琐碎和亲人的隔膜，却使约珥陷入了一种难言的空虚和困惑之中。就在此时，他的同事“杂耍艺人”因他拒绝重新出山，而贸然与线人接头，最终落入圈套命丧曼谷。倍感自责的约珥打算重操旧业，以求减轻负罪感，然而上司和同事对他已不再接纳，“杂耍艺人”之父更是诟骂他是“叛徒”“该隐”。在“国”与“家”都把他拒之门外的情况下，约珥只好去做义工，以实现对现实的逃避，在自我安慰或者是自欺中活下去。

约珥因愧对家庭以求自赎，不成；因愧对国家、组织、同僚以求自赎，亦不成。小说临近结束时，约珥事事皆空，但作为医院义工，他却以最善于安慰他人而著称，究其缘故是此时的约珥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空”人。“杂耍艺人”的父亲责骂约珥是“叛徒”。的确，对于“国”对于“家”约珥都是叛徒，起初他为“国”成为“家”的叛徒，尔后为了“家”又成为“国”的叛徒。约珥是一个两头都落空的“空”人。奥兹在此将一个严峻的命题摆在读者面前，引导我们去思索探究。奥兹自己曾说过：“我又怎能放弃这种对集体共振与部落纽带的沉溺与迷恋？如果我将这毒瘾戒掉，我还剩下什么？我们岂能过普通、和平的生活？我们当中谁能？我不能。”——约珥就是一个企图戒掉这“毒瘾”的，而最终不得以做义工来医治“戒毒之苦”的尴尬人。

奥兹在《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中说：“犹太人民曾多次遭受欧洲人的欺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我们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中以两国都是生于忧患，所以我们的“国”和“家”之间才会有那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牵绊和冲突，而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把“国”与“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汉语里的“国破家亡”就说明了这种群体与个体的休戚与共的关系。由此可见，对于约珥的尴尬和困惑，我们中国读者不应该感到陌生或不解。在五四以前我们曾有那么多以家庭、家族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作品，就文学创作而言，其中又有那么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值得后来者汲取和总结，然而令人愧赧的是从新文学兴起一直到现在，描写家庭或家庭生活的佳作实在是凤毛麟角。阎连科先生在论及奥兹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延伸到今天的写作，我们要么在家庭中强硬地塞入过多的历史与社会的内容，要么反其道而行之，彻底根绝这些，进行‘单纯私人空间的家庭描述’。”

《了解女人》在写作技巧上也是可圈可点，奥兹颇识构造之法，从形式来看很像中国的古体诗歌，人、物和事件之间的衔接照应可谓丝丝入扣。刚开始读这部小说，我们可能会厌烦其琐碎，而到最后我们则会恍然大悟，叹服其匠心独运。对于创作，奥兹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说：“在文学创作上，其实我也有点反叛，我既不愿迎合当今西方文坛上的萎靡之风，也不打算继承我们自己文学中的那种令人生厌的说教传统。”奥兹的作品的确没有当今所谓先锋文学的尖刻和混乱，而是精心于构造之法。当年，“歌德文化奖”在对奥兹的授奖词中曾赞誉其“风格考究”，应该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面对奥兹，我们那些总将域外文学中的神奇化为腐朽，常把传统文学中的腐朽当做神奇的本土作家们不是应该一时俯首吗？

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印象最为深刻可能是：强悍的沙龙，犀利的里塔利亚胡，或许还有那位微冲不离身的前国防部长莫法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奥兹的世界，走进那一个个充满纠结和焦虑的以色列家庭，我们会感受到一个更为真实、更为我们这些寻常百姓所乐于了解和探究的以色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肯去做这样的了解与探究，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认知和实践，那么我们距离写出攻玉之作的时候就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