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崇茂

我参加过3次高考，分别在1980至1982年间。

1980年，我应届高中毕业。对于高考，那时还没有多少压力，因为恢复高考制度才几年，录取率也很低，人们对考上大学的欲望似乎还没有那么强烈。那时重理轻文的观念还非常重，数理化成绩不好的学生，读高二时就被赶到“文科班”了。所谓“文科班”，就是大家集中于一个大教室，说得好听点，是“散养”，说得不好听，是任其“自生自灭”，历史、地理课连任课老师也没有。那一年参加高考的成绩记不清了，只记得语文考了79分，数学考了10分。

毕业回家，正值酷夏。有一天，父亲命我和他一起去薅秧草。正是中午，烈日当空，汗流浃背，又加蠓虫叮咬，奇痒无比，忍不住用手抓挠，从发丛到脸颊立即留下一道道泥污手印，本就瘦弱的身子骨几欲虚脱。我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父亲说：“不得命，我就要这样在田里做一辈子了吗？”

晚上回到家，父子间有了这样一段对话：“农活苦啊？”“苦。”“我就是故意让你中午跟我到田里烤的。那你想复习啊？”“想。”

我知道，让我复习，父亲是顶着压力的，因为母亲不同意。她希望我这个家中的长子尽快成为一个劳力，为家里挣工分。父亲拜请在乡中学食堂做事务长的一个同村人，把我介绍到邻乡的尚庄中学文科复习班。

那天一大早，父亲挑着粮食和包裹，走了十几里的路带我去报名。报名的人很多。找到事务长介绍的那个校长。父亲掏出怀中的一包过滤嘴香烟。带过滤嘴的香烟在当时是比较“高级”的。我知道这包烟是几个月前从武汉回来探亲的三叔留给父亲的，不知怎么被父亲一直留着，今天算派上了用场。校长的桌上散乱着很多支烟。父亲把烟拆开，抽出一支递给校长，校长不接。父亲把烟又递近一点，校长的脸拉得老长，根本不予理睬。父亲拿着烟的手就这样在空中悬了许久，甚是尴尬。因为接不接香烟，意味着校长的态度，是否答应你报名。果然，当父亲说明来意，校长态度坚决地说：“人满了，不收了！”父亲又惶惶地“缠”了一会儿，毫无成效。

父亲只好退出，挑起担子带我离开学校。已到中午，肚子咕咕在叫。父亲把我领到镇上的一家饭店。这也是我第一次进饭店。父亲点来一盘韭菜炒肉丝，两碗白米饭。父亲让我赶紧吃。我立刻埋头大吃起来。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肉丝！至今仍忘不了那一盘炒肉丝的味道。待吃到一大半时，我才想起抬头看一眼坐在对面的父亲。父亲正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他抽的是不带过滤嘴的另一种烟。当我的目光和父亲的目光相遇的瞬间，似乎明白了什么，眼泪“叭嗒叭嗒”地掉了下来，落进面前的饭碗中。原来父亲是故意让我一个人先吃啊。已17岁的我流过无数次泪，但这回是第一次因“懂事”而流泪。有时人的成长不用那么漫长，也许只是刹那间的事。

后来，事务长亲自出马带我去报上了名。我心里发誓要好好学习。那一年夜以继日地学，确实熬出了不少白发。但高考我们班只有一个女生考上了盐城师专。我是第二名，距录取线差了6分。数学只考了33分。

再次落败回家。这个夏天父亲没再过多“烤”验我，而是积极准备让我复习。他似乎从儿子的阴影中看到了更多的光亮。我也想再拼一年。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已忍让了一年，家中缺钱少吃，不能再容忍我从家里拿出大米到学校食堂去“享受”了。村中有两个前一年考上的伙伴，他们似乎也很看好我，知道我母亲的态度后，决定来我家里做动员。

那天晚上，我呆在家里故意没出去乘凉，等那两个小伙伴的到来。他们来了。“现身说法”劝我母亲同意我再复习一年，说值得冒这个险。父亲和我在一旁默不作声。末了，母亲终被说动。同时父亲向我提的要求、也是向母亲保证的条件是：若复习一年再考不上，我将来不得再要求他们盖三间屋给我娶老婆。我糊里糊涂地答应了。

不久，传来好消息：凭当年的高考分数，我被盐城县重点中学时杨中学的文科班录取复习。又传来坏消息：从小与我定下娃娃亲的女方家，来人通知退亲。为此，母亲趴在床上哭了整整半天。拍了人家多少马屁、出了人家多少人情啊，全没了。我更是清楚，我已被“烤”得没有退路了，只能考上。

总结前两次高考的教训，我明白，若数学那条瘸腿子补不上来，还是危险。于是，这一年我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数学上，其它门类的功课只稍带着看看。待高考成绩出来，数学考了79分，语文82分，但历史和地理这两门“十拿九稳”的课目居然没有及格！严重拖了总分的后腿。这当然是顾此失彼的恶果。后来，我被盐城商业学校财会专业录取。虽然我最大的愿望是读师范中文系，将来做个语文老师。但父亲却高兴得无以言说。他说：“管它呢，考上就好，哪怕将来扫厕所，也是国家户口啊！”

后来，有人告诉退亲的那家：“晓得吗？那家的小伙考上啦，把人家的亲退了，懊悔啊？”女孩的母亲愣了愣，说：“懊悔什呢噢，要是等他考上了，主动不要我们家秋萍了，那才难为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