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国

我的脚板心沾着一块泥巴，每天洗都洗不掉，因为泥巴是我的胎记。我惊喜地发现，朱老师的脚板心也沾着一块泥巴，所不同的是，她的那块泥巴是金色的，闪闪发光，张开嘴巴还会唱歌。

一块闪闪发光的泥巴，又会唱歌的泥巴，让我对她愈发好奇了。她在乡下长大，那是一个叫荡朱的地方。春天来了，她既能看到桃红柳绿菜花黄，又能闻听到四周芦苇荡鸟声的鸣啭。这种大自然的天籁之声，是不是她最早的音乐启蒙呢？

她童年的生长环境，有诸多人和事令人羡慕，比如芦苇荡，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就是白纸。还有她的父亲是乡村民办教师，并且是个能拉会唱的“文艺范”。拿手的是唱“样板戏”，扯开嗓门，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放长假了，还能够把学校风琴借回家。家里有一架风琴，很风光。晚上，她的家就成了村上的琴房。在师范读书的哥哥弹琴，吸引了她和村上更多的孩子们。琴声伴着歌声，那歌声里混合着不同声部，奶声奶气的童声，就像芦苇荡上空飞鸣的云雀——那云雀的嘴巴是嫩黄的，叫出来的声音也是嫩黄的。

朱老师的中学时代，是在一个叫荡朱中学度过的。她在家排行老小，最上面是先天弱智的大哥，姐排行老二，一个得宠的二哥夹在中间。这种排列顺序，任何人都能看出老小的尴尬。父母的重男轻女一下子就表现出来，放学后或节假日，都有繁重的一堆农活等着她。在她小学毕业的那年冬天夜里，19岁的大哥，失足溺水而亡，让得宠的二哥更加得宠了。她发狠，要告别灰姑娘的日子。发狠是需要底气的，她的底气明摆着，——在学校，她是学习尖子，语文好，英语好，数理化功课也是门门拔尖。中考时她凭着骄人的成绩，考取了高邮师范学校。

我仰慕朱老师的幸福人生，她却笑笑说，“我也有自己的疼痛啊，没有疼痛，哪来的幸福呢。”这句话让我吃惊了。我的印象里，一个音乐老师走到哪，歌声就带到哪，那快乐的感觉，十分像春天的蜜蜂穿行在油菜花海里，采不尽的花，酿不完的蜜。朱老师的疼痛在哪里？“我的疼痛在乡村，在乡村学校，在乡村孩子身上。乡村学校的音乐课程，经年累月挂在课表上，就像‘飞天’袖间永不落地的花朵。”一触及乡村的音乐教育，朱老师的脸上顿时笼上一团愁雾。

音乐课不落地，是乡村学校缺少音乐教师。于是，朱老师走进偏远的海南小学支教。两年支教结束回城后，她又带领城区一帮年轻的音乐人，坚持送教下乡，每周到一个乡村学校上音乐课。每人还定点一个乡村学校带合唱社团。在朱老师眼里，合唱社团里每个孩子都是音乐的火种。朱老师领头的这个音乐团队，期盼奔走更多的乡村，像流浪的吉普赛人的大篷车，她们每到一所学校，这天就成了乡村孩子的音乐节。

我敬佩进城的朱老师，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脚板心沾着一块泥巴，她仍是一个过着城市生活的乡下人。我看到她的头发一直都是乌黑的，温文尔雅，长发飘飘，从未染过其他颜色。我听过她唱得最多的歌曲《芦花》，芦花还是那个叫荡朱的芦苇荡飘飞的芦花，是她的老师戴连泉笔下绽放的芦花。朱老师送教下乡，热情似火，初心不变，我一点都不怀疑。因为我看到她有一双有力的大手，又宽又厚，十根手指粗粗的，长长的。如来佛的手是我见到的第一双大手，朱老师的手是我见到的第二双大手。我闭上眼睛，似乎看到朱老师伸开大手，把所有乡村孩子都托在自己的手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