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骐

时代真的是发展得太快了。许多东西用不了几年便成了文物。一些过去所崇尚的工作方式和习惯几乎就成了难得一见的稀有和珍贵。

经常写点文章发点稿子的，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早些年只要你的小文见报或见刊了，总会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样报或样刊（有集报雅兴的，甚至会认认真真把自己那点“敝帚”，小心翼翼地剪好贴好保存好）。可如今好像真的很少了。负责任的编辑，给你发个有你大作的电子版来，那是大面子了。至于报纸，他也知道你不好意思向他要，便也懒得寄了。文章嘛，发就发了，干嘛非要那份报纸那本杂志？都电子时代了，这些玩意留着啥用？再加之现在各家报社都在压缩开支，给作者寄样报也是笔不小的费用呀，自然属于压缩之列。

于是，有了些年岁的人便会怀念过往。比如鄙人。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一堆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刊。还不只是年轻的编辑，一些老资格或身居要位的主编、总编辑也都会亲写信封，寄发样报，甚或在报纸里夹一短箋，写几句问候一类的话语。印象中，当时《人民日报》的石英，《文艺报》的高洪波、孙武臣，《新闻出版报》的李建华，《中国旅游报》的王槐一、马力，《杂文报》的储瑞耕，等等，都是非常敬业待作者如亲友的好编辑。8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江都，省妇联《莫愁》杂志的编辑王德安老师给我寄杂志，还一定会把杂志上我的文章剪下，一并寄来；再忙都会有一封字迹很工整的信，讲讲他的情况，也问问我近来怎样。《昆明日报》有位叫张稼文的，80年代末主持该报“万家灯火”栏目，几乎三五天用我一篇稿；每用一篇他都会寄来两份报纸，且在报纸的空白处留几句言。若干年后才知道，那时候他才20多岁，大学毕业刚去报社。而这样一些细致且热心的编辑，是会让作者记住一辈子的。

当然，也不都是过去就好，现在也有好的。《姑苏晚报》的刘放，《无锡日报》的孙昕晨，《东台日报》的余玲等，都是现在还在岗位上，仍保持着那种老派风格的注重每一个细枝末节的优秀报人。特别想为之一赞的是《兴化日报》的副刊编辑，从金倜、房干森到郭亚群，算起来是三代了，但好传统他们一直没有丢，发了你的文章，不光给你提供电子版、微信版，纸质的报纸也一定不会忘了给你寄来。对作者而言，这真的似寒日里的一只暖炉，酷热中的一杯冷饮，有一种很微妙的激励作用。而作者与报纸的情感，正是在这样点点滴滴的渗透中，得以牢固地建立。不知其他作者朋友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