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兆祥

由若干垛岛组成的大垛镇是一座千年古镇。在镇北有一条明朝永乐年（公元1408）的泻水河道，西起兴化芦洲，东至东台西海道口，全长40公里的梓辛河。正是这样一条如白练玉带般古老的河流润泽了大垛这方水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出现了如郑板桥、松纯法师、徐炟、邵太后等大师及达官显贵。

徐炟墓，遭遇破坏性挖掘

在大垛镇境内兴东公路北约3公里处，有一个有着一千多人口的陈卞村，出了一位诗人、书法家王贵一（字象山，明代宰相吴甡的妻弟），在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弘光政权灭亡后，他抛弃功名，在陈卞村构筑“檀园”隐居并著书立说。王贵一的两个儿子——诗人兼书画家王仲儒、王熹儒均长期居于此，引来众多国内学者、诗书画家前来雅集。王贵一之孙诗书画家王国栋与郑板桥共同师从著名诗人陆种园，曾因“文字狱”被牵连。四牌楼上悬有一块“诗书名家”匾额，所旌表的12人中就有王国栋的名字，然当地人并不知晓其人其事。不过，我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些诗书画家，而是一位曾任清代广东督粮参议、后任山东按察史、山西右布政、贵州左布政使，后卒于家乡兴化的徐炟（字符禺，生卒不详）之墓，在1947年春或秋被破坏性挖掘的始末。

第一次去陈卞村，今年80岁的村民陈加祥说，徐炟墓是1946年春上，草冯区自卫队对传说中占地面积又大又高的徐炟墓里可能藏有的宝物有了贪念与好奇，组织对大墓的挖掘，挖掘发现了连墓主人徐炟在内共计6座棺椁，所有棺椁用石灰、糯米汁封隙，棺椁均为上等的整木四槽衔接，紫铜钉相连做成，厚约10多公分。当问到有无出土到什么宝物，答案只是一汪很深的清水，别无它物。当年庄上人迷信，说大墓中的清水是灵丹妙药，眼疾不好的喝了立马可以复明，于是惹得三乡五里的人纷纷赶来舀仙水喝，祈求包治百病，长命百岁。

因为初探徐炟墓没有收获，笔者再去大垛管阮郑板桥陵园，找到了一位1946年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89岁的夏得隆。夏老曾当过村长、文化站长、宣传科长。他告诉我，徐炟墓是1947年秋冬，由当时草冯区景明乡自卫队组织武装人员、民工挖掘的。当年十七八岁的他出于好奇去看热闹，所看到的也只是一汪约一人深的水中有两口完好无损的棺椁。

从夏老处并没有得到什么重要线索。为了更好地查证徐炟墓的有关情况，笔者第三次去了陈卞村。今年82岁的陈鹤寿说，陈卞村1945年解放，徐炟墓是1947年春天或秋冬挖掘的。当时他林湖耿家舍的舅爷爷作为民工参加了由草冯区队长陈月胜组织的武装挖掘，为防人哄抢宝物，整个挖掘现场周围都布置了岗哨，闲人莫入。不过，像他当时10多岁大的孩子是可以在挖掘现场窜来窜去的。陈鹤寿说，陈卞村当年仅有五六百人，分属陈、王、吴三大姓，并无徐姓。那么徐炟不是陈卞人又为何葬到了陈卞呢？

据说，徐氏作为旧时兴化“八大家”之一，在陈卞拥有一定的田产。再加上，徐氏族人请来风水先生，认为陈卞庄面朝东南方有海安坝，脚下又是一块箩筐地，风水极佳，虽是阴宅，但葬得好可庇荫后人。于是陈卞庄才有不知所云的所谓“公鸡不叫母鸡叫，海安街上中徐耀”的俚语流传至今。陈鹤寿说，徐炟墓当年是安在陈卞庄庄中心的。徐氏族人依照风水，将徐炟墓南、东、北开了风水沟，寓意汪水生财，人丁兴旺。如此便导致了河东与河西两处居住地，庄上将徐炟墓戏谑为“鬼挑担”，生怕从此庄上人丁会因此遭灾。这样，陈卞原住民就与徐氏族人为此打上了迁坟的官司，官司直打到兴化衙门。徐家人放话，要想徐氏迁坟容易，看官司双方谁先将兴化方安或放巷桥河水用元宝填平，哪个先填平哪个就胜。自然陈卞人不是徐氏族人的对手。多少年过去了，谁又曾想到不用陈卞人动手，草冯区景明乡的自卫队一夜之间就把徐炟墓扒了。

徐炟墓被扒了，究竟扒到了什么宝物呢？当年十二三岁的陈鹤寿与老支书周炟清楚地记得，大墓东南向两口大棺椁静卧其间，墓主人分别是徐炟及夫人。墓葬的西北角有一口葬得较浅，且形制明显逊色的棺椁，据推测可能是徐炟偏房或子嗣之棺椁。

当挖掘者用铁锤打开徐炟棺椁时，人们见到的是官服已烂，只有三品官帽顶带上的蓝宝石不知怎么的被顽童吴文巧拿回家给了晚娘，从此不知下落。至于尸骨中的头颅，有人看到被顽童们于巷口当皮球踢来踢去。阿弥陀佛，真是造孽啊！闻陈卞村人大多是明“北驱移民”而来，距今已有六七百年历史。而徐炟墓按清朝至今也有300多年历史了，一代伯级三品官员的墓葬究竟是个什么样？笔者已无从知晓。

现在能知道的是，那块长150厘米、宽60厘米的白矾石墓志铭已被丢到庄后河里去了。两块刻有徐炟生平业绩的方形碑刻被人夯土于墙基东河边下了。而那牌坊有眼的幡旗杆石也作了村民张长生家门楼的基石了。徐炟墓历史上并无被人盗挖过。后来，有人将棺材板打了木箱家用，有人削了宝剑给顽童舞刀弄剑，有人做了长条凳给村民开会坐，铜钉打了手镯给惯宝儿戴。至于徐炟墓为何无宝，这一点我们从历史上对徐炟的评价不难找到答案。徐炟“升任山东按察使后，解决了积压多年的冤案，臬司堂前有松柏久枯，至是复荣，老百姓传说是徐炟断案准确无误所致。”

据看到墓志铭的人说，“徐炟生前为官清正廉明，政绩颇佳，是一位难得的清官。为此，四牌楼上悬有旌表他的‘名贤鼎望’匾额”。

邵太后，“实兴邑女士杰出者”

听说大垛镇崇禄村历史上有个邵太后。崇禄村的王支书却说“我从来也没听说过有个邵太后。”为一探究竟，在访过了徐炟墓后我又去了崇禄村找寻邵太后的遗踪。

崇禄村，是由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后在1947年4月27日童家舍战斗中牺牲的大垛区游击连副连长吴崇禄烈士的名字命名的，至今在大周公路沈土仑镇柏九村仍可见“崇禄桥”三字。如今的崇禄村是以保宽、勤丰三村合并而成。崇禄村的王支书很热心，他给我找来了邵氏族人、今年74岁的邵德荣老人。且听老邵娓娓道来——

关于邵太后，最早的记载是从浙江昌化而来，其后被选入宫成为明宪宗朱见深的妃子，兴献帝朱祐杬的安皇太后，明嘉靖皇帝尊其为太皇太后。明史上的邵太后“贤而仁慈”，精于诗文，传有《红叶诗》等若干诗篇，“实兴邑女士杰出者”。何出此言？自古昭阳为兴邑。邵德荣老人如是说。崇禄的邵氏祖先可以追溯到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的邵氏族人，也就是邵太后生父邵林，字官堂，后因女赠昌化伯，为杭州指挥。巧合的是，在崇禄邵氏家谱目前所记载的文字当中，计有十代，竟有邵遐年、邵官堂二人，但他们当年均生活在兴邑小南门，当地曾建有邵氏祠堂，只是如今不见踪迹而已。在兴邑邵遐年、邵官堂二代之后，迁徙到崇禄邵家圩（邵家舍）的邵氏后人虽然并没有延续《安乐堂邵氏家谱》，但在大垛大陶村、邵家圩记录在谱的邵氏家族有十代，加上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不按家族辈份的后代，有14代之多，以一代20年计，邵太后祖先兴化历史上的一位清官明洪武十二年的邵斌（1379年）任永宁县（今江西宁岗）知县，邵氏在兴邑至今约有30代人之多。然在崇禄邵家圩（邵家舍）仅有14代之久。此番寻访邵太后族人故里，邵德荣老人说，当年参与邵家圩邵氏家谱的编撰者，一位稍通文墨的外姓人张怀臣老会计因私去了南京，他所知道的是邵氏家谱中十代以上的无传，却断言记载了祖上有出过邵太后这样的显赫人物。这一点印证了邵氏辈份隔多代复有邵官堂之人。真耶假耶？大垛镇对本地文史资料颇有研究的老文化站长刘双湖对此认为，或许关于邵太后祖先故里在邵家舍有点牵强，谁能说得清楚？但人们口碑相传的也不一定是无中生有。

“四牌楼”上邵斌为官清廉如水的“恩荣三锡”匾额依旧。邵太后帘锁宫中吟咏的《红叶诗》因电视剧的播出犹在耳边。

三官堂，崇拜天地水？

上世纪90年代初去常州兄弟处玩，听弟弟说，常州天宁寺的老和尚是大垛镇小许村人（实为邻村赵家村人），进天宁寺玩，只要与门口卖票处讲一下，是家乡人便可免门票，一试果然。近看兴化张培元、大垛文化站老站长刘双湖有关娄庄三官堂的资料得知，所谓三官者实为对天对地对水的无边无际的至高无上的崇拜。

娄庄的三官堂（也称三官殿）之所以殿小名声大，并不是因为其教的古刹宏伟，而是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一位现任常州市佛协会长、天宁寺主持的松纯法师。对于松纯法师，笔者知之甚少。我想说的是坐落于娄庄河南西首的三官堂，于上世纪“大跃进”“破四旧”时拆毁。据说前殿、后殿、大雄宝殿蔚为壮观气派。可惜的是，2002年2月2日由松纯大师捐资数万元并题名的三官堂，给我的印象却是门楼粗糙不堪，实在与松纯法师的佛家造诣不相匹配。娄庄庙会的黄会长告诉我，娄庄历史上有东庙、中寺、西堂。而当我来到中庙时，只见从缅甸花数万元请进的莲花底座玉佛像四周脏乱差，如此环境怎能让一座洁净无瑕的玉佛得以安身并广结佛缘，祈福乡民？这是发生在2000年九月初八玉佛寺诞辰之时的事。不幸的是，就在逼仄的玉佛寺东侧，门楣上赫然写着住持庙三个大字的匾额。恕笔者无知，当地本为中庙即土地庙，怎变成住持庙了呢？不知佛家有无住持庙一说？在我的印象中一般的庙宇好像只有方丈室或住持室，是否为供奉松纯大师住持庙也未可知？佛家有为活人建寿塔倒是有例可循，譬如慈舟大师生前就在师祖墓前建有50大寿寿塔。但娄庄与松纯法师相关的三官堂、玉佛寺有关的住持庙肯定是违背了佛的教义，实在是对佛的大不敬。

娄庄的三官堂崇拜的是天、地、水，因为天地水是无穷尽的，佛力无边的，我要提醒人们的是我们可以崇拜天、地、水，但我们从三官堂、玉佛寺中更应该深刻地认识到除了佛以外，有多少东西同样也值得我们去崇拜去追求去坐禅感悟？这就是我此番去三官堂之外的顿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