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俊

爱因斯坦说：“把学校所学的东西都忘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20年后的今天，高邮师范（昵称邮师）所学的东西像晨光里的雾气，逐渐消散。我终于有资格说：“我懂爱因斯坦。”

邮师三年，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班主任沈桂登老师。沈老师是兴化人，我们进校那阵，他三十出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对谁都特别用心，特别热情。报到那天，刚一见面，他准确地喊出我的名字，让我顿生“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没过几天，他给我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每天提前写好小黑板，挂到前面，让全班同学照着临摹。说实话，我那字算不上特别漂亮，只是在兴化市中学生钢笔书法比赛中得了个三等奖而已。不过，沈老师如此器重，我那一黑板的字，怎么好意思随手涂鸦。于是擦了又擦，练了又练，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才挂上墙去。如此一来，我练得自然比平日用心。后来，我三年级时的个人书法展，沈老师给我写了序，夸我如何如何勤奋。这一切，是不是沈老师有意为之的设计，我不得而知，但我从此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无论做什么，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有一年，沈老师要去南京参加研究生进修学习一个月。落下六个班的历史课怎么办？不知为什么，他没按常理出牌——请别的老师帮忙，而是找我们几个学生代课。这个突发的奇想，放到今天任何一个学校，都会石破天惊，让人不由地捏一把汗。

我是第一个给沈老师代课的学生。临行前一个星期，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沈老师给我定了课题，郑重地把历史书连同厚厚的教学参考书交给我，嘱咐我多跑跑图书馆，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写个详案。沈老师胸有成竹地安排着，他的眼神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担心，我的心里也就没有丝毫的紧张和胆怯。这个简单的过程，就像一个庄严的交接仪式，充满信任。

接到任务的那几天，我起早贪黑，一股脑地钻进我要教的中国近代史第一课《林则徐和禁烟运动》里去了。教案，当然是详案，课堂上的每一句话都得再三推敲，然后落笔成文。那篇详案密密麻麻十多页，一笔一画写下来，并不觉得累。因为好为人师，是人的本性。

每天，天不亮，我和着晨练的音乐声，漫步于操场，默默背诵我的讲课稿。晚上，同宿的早已酣睡，我依然倚在洗手间的一角，借一丝微光，将教案烂熟于心。

试教就在沈老师临行前的晚上，简陋的办公室里，他正襟危坐，极其郑重。面对着他，我讲述着自己早已熟透的教案，信手在他书橱的门板上写着自己对这节课的理解。几十分钟后，沈老师满意地点点头，只改动了几处板书。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行走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一边做着老师的学生，一边做着同学的老师。或许是觉得新鲜——我每次讲课，邻班同学都凝神静听，其专注程度绝不亚于听“专家报告”，下课铃响了，他们竟还礼貌性地用掌声欢送我。几个活泼漂亮的女孩，在校园相见，总调皮地道声“赵老师好！”那种受宠若惊的幸福，化作了恒久的自信，深扎在我心中，直到今天。事后我才知道，为了保证课堂纪律，沈老师特地关照过一些活跃分子：“谁不认真听课，历史就不及格。”

就这样，在沈老师的精心安排下，我摘到了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果子。这颗果子让我心中的自信坚如磐石。自信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深藏内心的低调骄傲。毕业后，我成为一名语文老师，每当有公开教学的任务，我都会迎难而上。因为我心里珍藏着一段值得咀嚼与回味的“公开课”的历史。

如今，邮师已经彻底地消失于我们的视线里。但它犹如一颗明珠，闪亮在记忆里，为我已经逝去的青春导航。那朝夕相处的八字校训——“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以及那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老师们，如操场上的两棵百年银杏牢牢地立在心头，当我疲惫倦怠时，那奕奕在风中的银杏叶，恢复了我的淋漓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