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俊国

陈中亚校长是我上高中时的政治老师。上世纪80年代，乡镇高中老师中，本科生大专生稀少，大多数学科都是中专生挑大梁，比如我们高一时的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等。教数学的张老师经常跟我们讲，他总是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讲的数学内容先预习一下，把所有的例题都先做一遍，担心第二天课堂上出洋相。而教我们政治的陈校长只上到小学四年级，他的知识大多是工作后自学的。据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看了不下十遍。也许正因为他的勤奋和刻苦，才使他的政治教学在当时独树一帜。

那时，高中学制是两年。我们学校只有两个初三班、两个高一班，三个高二班。他既是学校唯一的校长（高二时又从其他学校调来一位副校长），又担任高一两个班的政治教学任务。他每天早早上学校，每次去学校，他的手上都提着一个用蛇皮袋子缝成的小包，里面全是鼓鼓的教科书及备课的资料。

陈校长为人谦和朴素，没有一点架子，遇到老师或学生，老远就打招呼。大家都把他当长辈一样尊敬，他也把所有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怀。每天晚上下自修，他都会到学生宿舍检查一遍，直到宿舍熄灯他才离开学校回家。

我们的政治课大多是早上的第四节课。在学校吃中饭的学生多，第四节课上课铃响后，食堂里的工作人员就把米饭分盛到木桶里，把汤舀到盆子里，等我们下课时到食堂领取。大家正值长身体的时期，早饭就是粥，又没有零食可吃，三节课下来已经饥肠辘辘。我们教室紧挨食堂，每当食堂工作人员分盛米饭时，那诱人的饭香飘进教室，我们便感觉到肚子更加饿，恨不得快点下课。食堂里有为师生准备的小锅菜，不贵，豆腐1角一份，红烧肉5角钱一份，可轮到第四节课是政治课时，老校长偶尔会拖堂。等到我们下课后冲进食堂，食堂里的这些菜几乎没有了。偶尔剩下一份，老校长只要看到有学生想买，立即就让给学生。他对想买的学生说：“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应该给你们吃。”

高一下学期，教语文的王老师因事请假，他在教政治的同时又兼教我们语文。他的语文课，上得有板有眼，重点难点一目了然。他的语文课本上，每篇课文的空白处都写得密密麻麻，足见他备课时的认真。他的课虽然波澜不惊，但很实在，一篇课文教结束，我们对课文内容都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许多段落都能背诵。他批改作文特别细心，小到一个标点、一个错别字，大到一个病句一个段落，都能一一批改出来。也许正因如此，全班学生的作文都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

他经常利用周日的下午为我们补课，那是真正的无私奉献。不但不收取学生一分钱，学校也没有任何补助。

高二时，张老师从安丰高中转来教我们的语文，张老师是一名老牌本科生，知识渊博，每次上课一支粉笔一本本子。他总是踩着上课铃声来到教室，写好课题，开始新授课文。他的粉笔字龙飞凤舞，见惯了老校长有板有眼的粉笔字的我们看到他的字，顿时眼前一亮。如果说老校长的语文课是一篇游记——条理清晰，那张老师的语文课则是天马行空的散文——没有任何章法可寻。他的课讲得如行云流水，课堂上旁征博引，各种话题信手拈来。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仍然喜欢老校长的语文课。

刚恢复高考时的录取率相当低，乡镇高中能考上大学或中专的屈指可数。当年高考我也以三分之差名落孙山。暑假里，老校长亲自到我家动员我再复习一年。虽然，我也想复习，希望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可看着年迈的父母，还有正上初中和小学的弟弟妹妹，复习的念头只能深埋在心底。真的枉费了老校长的一片苦心。

十几年前，我搬到镇上居住，与老校长成了邻居。他依旧那样和蔼可亲。耄耋之年的他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天早早起床做做家务，上午则看看报纸，下午就陪曾孙曾孙女玩玩。

老校长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是人生中最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