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定

乡医生涯

1964年4月26日，县卫生局安排我到李健区山子公社卫生所工作，同年12月31日又被调到荡朱公社卫生所工作，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李健区有12个小公社，公社卫生所工作条件都很差，一般有3至4个医护人员，我所在的荡朱公社卫生所连桌椅和常用的药品等资产仅600元，但却承担着全公社一万多人的防治任务。荡朱庄离县城水路15 里，交通不便，来往全靠船、竹篙、双浆或摇橹。加之农民经济困难，除非重病，一般常见病都在当地就医。而当时的农村医生大多是师带徒出身，没有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缺医少药情况相当严重。我们这些中专毕业的年轻医生就成了农村医院的医疗骨干。就这样，我们在十分简陋的医疗条件下没日没夜地工作起来。

1965年春，流脑仍在大流行，为响应县卫生局“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号召，我和药房的黄老先生留守卫生所过年。大年夜刚准备吃午饭，从圩岸大队送来一名高热、昏迷、呕吐、全身皮肤大片紫斑的20岁左右的男病人。这时的我虽工作才一年多，但对流脑的诊治已十分熟练。经检查确诊为暴发性流行性脑膜炎（即华弗氏综合症），这放在今天的医院也是一个惊动全科乃至全院的危重病人。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腾下自己的床铺给病人住，单枪匹马就给他用药输液治疗，陪伴着患者度过了春节，终于使患者转危为安，痊愈出院。

当年春天，我们公社卫生所还执行上级“流脑就地隔离治疗”的指示，借用荡朱庄的几间空房子办起了流脑简易病房，用稻草打地铺做病床。我和另外一个医生和这些急性传染病病人24小时吃住治疗共处一室，无法隔离、没有任何保护，全凭自己的青春活力与病魔抗争，救治了几十个危重病人，顺利完成了流脑收治任务。

在医疗条件简陋、交通不便的农村卫生所工作，肩上的担子很重，“大小内外喉、带看猪马牛”是对当年农村医生工作的真实写照。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郭兴庄一个高热、昏迷几天的妇女被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需转送县人民医院治疗。当时大河封冻，通往县城的全是泥泞的乡间小道，路滑难行。我负责护送病人，病家请了8个大劳力，用门板、竹杠、绳索做担架，顶风冒雪抬送病人。遇到圩坝口中独木桥，因风大桥滑，我们是爬着过桥，终于把病人安全地送到了县医院。因为农民们没有粮票买吃的，我把身上的粮票全给了他们，回家一看，廿多里的路程把刚穿上脚的一双新袜子全磨破了。像这样护送病人、包括夜间出诊，当时都是不收费义务性服务。徐官庄一个产后高热的患者，也因雨雪、天寒地冻不能来诊所就医，我随来人到患家出诊，住宿在患家厨房地铺上三天，直到病人热退。离开病家前，我把三天的伙食费、粮票交给病人家属，这对于在当时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不准多吃多占的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有一次，一个小孩把一颗豆子塞进了鼻孔，抱来急诊。经检查豆子在鼻腔深处，小儿不停哭闹，无法硬取，我用手轻按无异物的一侧鼻腔，用嘴巴紧贴小儿嘴巴用力一吹，豆子从患儿鼻腔深处像子弹一样射了出来。至于农村大忙，顶风冒雨背着药箱走村串巷送医上门，为病猪打针开刀放脓更是家常便饭。而深更半夜，我听见巷道内急促的脚步声，就警觉起来，一听到叫门声即应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