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骐

这个旧，也不是有多旧，距今也就50多年吧。那时我快有十岁了。

我们居住的教职工新村，在进了大门就能看见的那块空地上，有一天开始挖土打桩建新房了。那时候的人还不知道充分利用地皮做文章，盖房子也就两层。两层就觉得蛮高了。同现在差不多的是，建房子也要搭脚手架。几根粗大的木料横竖拉起做支撑，竹篱笆模样的竹板块一张张接起来，铺成了建房工人上下的道。毛竹板虽有较好的韧性，但走上去还是晃晃悠悠的，像过浮桥。

我们几个也就相差两岁左右的姐弟，牵着手在上面走，歪歪扭扭的，有几分害怕。但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们偷偷地上去过几次。有一回父亲下班回来，他自行车的铃声我们都熟悉，老远就听到了，吓得我们从脚手架上三步并作两步地往下跑。最小的妹妹摔倒了，哭声暴露了目标。父亲经过时发现了，回家罚我们几个下跪反思。

我们原本住在新村最里面的老平房，之所以成群结队往那未竣工的新楼上跑，当然是有道理的。那时大约已知道了我们家将入住这座新楼。论条件，父亲当时的资格好像还缺一点。新楼主要是为教授造的，而父亲彼时还只是讲师，不过已做了十几年了，算资深了；再加上我们家人口多，祖孙三代有八九个呢，这可能也构成了照顾的理由。后来全部入住后，八户中有六户是教授，与我爸情形相似的是住我们楼上的吴家，他也是名老讲师，其夫人是学校医务室的医生，姓张。他们有四个子女，还有一位老人，是吴先生的母亲。

这房子用现在的眼光看，真的是既局促又寒酸，除了朝南的一间稍大点，朝北的三间，最小的用来做了厨房，剩下的两间都小得可怜，铺一张床在里面，多余的空间也就很有限了。但放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这点面积的人家也是颇让人眼热的了。这房子我们一家在里面住了将近30年（我读完大学去了外地，离开得要早一些）。

同住一栋楼的八户人家，平时走动交流并不多。入住后没几年便赶上了文革，教授的日子都不好过。每一家都噤若寒蝉似的，怕被别人抓小辫子。印象中每一家的男主人都挨过批斗。楼上西边的平教授，太太是上海人，总听她在楼道里对人说，朝西的那间屋子如何如何不好，“开着窗子嘛冷煞哉，关着窗子嘛热煞哉”，上海话我们不太听得懂，只是觉得这瘦老太上楼下楼的整天都心事重重的样子。西隔壁的周教授，教水利的，夫妻俩都是浙江人。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和我差不多大，小的与我妹妹是幼儿园同班。起初几年我祖父还在，两家人关系挺热络，祖父做了点好菜，总爱盛一碗端给他们分享。那小儿子脑袋特别大，两只大耳朵还会无意识地动，笑起来露出虎牙十分可爱。夏日的晚上，我们摆了几张小竹床在门前纳凉，他也会凑过来一起玩。后来这孩子不知得了什么病，突然就死了。周师母整天以泪洗面，我祖父见了挺同情，同家里商量后对周师母说，反正我们家孩子也多，这小孙女一直同你家儿子玩的，就让她给你们做孩子吧。周师母当然求之不得，妹妹还真就去了周家，管周教授夫妇叫爸妈。但前后待了有几个月吧，同我们早不见晚见的妹妹还是闹着又回来了。

印象较深的还有住东头楼上的薛教授，他是个好好先生，见到我们这些孩子也都会打个招呼，笑一笑；晚上乘凉，他拿一把蒲扇四下逛，走到我家门口，会逗留一下，在方凳上坐一坐，同父亲或祖父聊上几句。具体哪一年不记得了，反正那一阵文革的气氛已越来越浓了。薛教授大约是被学校的红卫兵斗了几次，脑子想不开，有天早上把老伴骗出去买菜，自己关上门在家中上吊了。待其老伴买菜回来发现后，大惊失色地下楼呼救，记得是我父亲第一时间冲上了楼去，将薛教授小心托住，解开他颈上的绳子，而后背着他拼命往附近医院跑，可惜最终未能抢回他的命来。

不觉间离开那栋楼有30多年了，当时与父亲同事的那批教授们也都先后作古了。而他们的后代虽至今仍能清晰地叫出那些名字，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彼此无甚联系，也不知后来各自都去了哪里？只是听说东隔壁缪教授的公子读了医科大学，后来成了有名的脑外科专家；最东面朱部长的儿子当到了级别不低的地方官员……而偶或在我脑中闪现的，则是他们少年时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