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长篇历史小说《魏孝文帝》

□唐应淦

在快餐式文学日渐盛行的今天，一本书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赢得读者的认可，必须是充满内涵和魅力的。周思源与单玫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魏孝文帝》当属这样的作品，在引人入胜的同时，还让我不断回读、复读，爱不释手。而且，读着读着，会让我从浮躁归于沉静，并品出很多味道来——作品对历史文化知识的准确重温，对历史人物的审慎还原，对历史场景的艺术再现，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暗示，都给了我无限的惊喜。

当下，历史文学已经逐渐成为文坛亮点，有像二月河、熊召政等人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有像苏童、刘震云等人的新历史写作与革命历史写作，还有戏说类、新编类、反讽类的先锋历史写作，历史题材文学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状态。但不管什么形式的历史小说，牵涉到的历史文化细节都必须是经得起推敲的。这点，《魏孝文帝》做到了，这得益于作者对相关历史文化知识的广泛考证和准确记录。

南北朝时期，政权林立，更替迅速，北方民族纷纷南迁，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史称“五胡”。这些民族以及他们所建立的37个小政权，如鄯善、龟兹、疏勒、于阗、粟特、普岚、破洛、吐谷浑、高句丽等，在小说中均有准确的介绍。作品中最为复杂的是各类职官的称谓、职责等知识，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太上皇、太皇太后、皇上、太后、太子之外，还有像正一品的太师、太傅、大将军，从一品的都督诸军事，正二品的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尚书令、征东西南北将军，从二品的尚书仆射、紫金光禄大夫，正三品的吏部尚书、鸿胪、中书令，从三品的御史中尉、将作大匠，正四品的给事黄门侍郎、城门校尉，从四品的尚书右丞，正五品的员外散骑常侍，从五品的洛阳令，正六品的虎贲中郎将，从六品的骑都尉，七品的中县县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却介绍得丝毫不差。包括对负责君臣车驾、仪仗、护卫和歌舞表演的卤簿、宗子羽林和女兵等，都进行了客观的描述。甚至连后宫中的保母，作者的写法也很规范。文中介绍：“每个皇子和公主都有一个专门的保母，另外有专门的宦官和宫女使唤。”这保母是指古代宫廷中抚养子女的女妾，不过她们的待遇远高于一般的宫女，尤其是太子一旦即位，他的保母会被尊为保太后。而且，在北魏的历史上，就曾经有两位保太后在太后薨了被尊为太后。文中的“保母”并不同于现在宽义的“保姆”，更不是“保姆”的笔误，可见作者援引历史文化知识的笔法考究。而在服饰发型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同样考究。文中有段种行为太子拓跋宏梳理发型的描写：“小心翼翼地将太子的头发分成四绺，编成四根辫子，用金线扎上，各系上一根红绸带”，又“用双手拢起四根辫子往上翻到头顶，再回卷成一个髻，用金叉固定住了，最后往发髻前插入一根金针。”其实，早在曹魏时代，就有了这种反绾髻。《国宪家猷》有云：“魏武帝令宫人梳反绾髻。”而鲜卑男人发型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在脑后梳出一根根辫子，所以当时南朝人都称北魏为“索虏”。试想一下，贵为太子，除了要精心梳理出几根辫子，还应该反绾成髻，以符合当时追求发型高而大的时尚，至于装饰有金线、金叉、金针这类贵重饰品，那更是情理之中。在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宾阳洞中有一幅浮雕，其中一队礼佛者所簇拥着的就是孝文帝。礼佛的大臣穿的都是汉朝服饰，孝文帝本人也是汉人帝王衣冠，正如小说在《帝后同歌》章节中所描绘的那样：“身穿明黄红边宫锦滚龙云海大龙袍，头戴纯金嵌宝垂珠帝冕的皇帝……款款走来。”在作品中，其他的诸如大到祭司、占卜等活动，小到宴席上的编钟、石磬、陶埙、胡笳、羌笛等乐器，甚至连餐桌上的汤饼、黍馍和肉馒首（其实就是今天的肉包子，但“包子”这一名称到宋代才有），所有这些历史文化知识的介绍，都有理有据，有案可稽，绝非天马行空地胡编乱造。我记得有部抒写秦朝风云的影视作品，宫廷宴席上赫然出现了一堆堆的葡萄。事实上，据《汉书·西域传》《史记·大宛刊传》等史料记载，葡萄在汉代才被引进到我国，而出现这种“超前消费”的失误，正是因为编剧或导演历史文化知识的欠缺，不能不说那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作为历史小说，它的主体是小说，这就离不开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魏孝文帝》便是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展开七彩的奇思妙想，对诸多人物进行了生动呈现与审慎还原。这其中，有褒贬不一的太皇太后冯雁，有心地善良的废皇后冯芸，有不守本分的幽皇后冯蕙（历史上这三位女子其实都是有姓无名，但因为小说叙述的需要，作者都替她们取了名），有雄才大略的孝文帝拓跋宏，有软弱无能的太子拓跋恂，有博学隐忍的太师申文秀（他的原型应该就是历史上陪孝文帝读书的王睿），有忠心耿耿的太监抱嶷，有奸诈顽固的太傅拓跋丕，有急躁冒进的殿中侍郎拓跋隆，有知恩图报的将军宇文颉，有视死如归的南阳太守房伯玉，林林总总近200个人物次第登场，大多数是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其中，我最想谈论的是两度临朝称制的冯太后和锐意改革的拓跋宏。

虽然早在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重建代国，就已经有了迁都平城和任用汉族地主为官的改革举措，但真正全力支持并积极启动改革的，还是从冯太后开始的。据《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记载，冯太后守寡之后，生命中走进过两个男人：“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假如我们抛开她的私生活不谈，只客观评价她的政绩，那该当别论。中国历史上临朝听政的太后并不少，但除了当上皇帝的武瞾外，就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而言，几乎没有一个超过冯太后的，因而冯太后有“千古第一后”之称。还在拓跋宏5岁登基时，她就深知“将来大魏统治得好坏，能否广行汉制，以壮大大魏国力，关键在于有无一大批熟知经典与历代兴亡教训的官员”，这可视为改革念头的萌发。接下来对太子太师申文秀交代：“鲜卑有族，有语言而无文字，无典籍……从今往后，只要不在朝堂，便可不讲鲜卑语。”再后来亲自撰写《皇诰·定都篇》言及定都洛阳的优越性，甚至直接对入宫后的冯蕙挑明：“法与时随，世无一成不变之法。大魏若要兴盛，尤其若想统一天下，必须改革许多陈规陋习。”这些则算得上是将改革的小行动和大方向都形成初稿了。而在朝堂之上直接说“我想大魏必须从速建立官吏俸禄制度”，则是向全体臣子吹响了改革吏治的进行曲。接下来，又接连实施了三长制和均田制，扩大改革成果。即便在弥留之际，都依然嘱咐孝文帝：“万一立储后废太子另立，不再赐死其母。”破除北魏这一“子为储君，母当赐死”的老规矩，委实是善事一桩，功德无量。可见，冯太后的改革之心，一直贯穿在她权倾天下的后半生中。

当然，影响深远的北魏改革，是北魏政权群体智慧的结果。无论算到冯太后头上，还是孝文帝头上，都是贪天之功，不符实际。但是，如果没有冯太后的大力支持，没有目光高远、意志坚定、智慧超群的孝文帝的坚决推行，那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一定会改写。雄心勃勃的孝文帝早在亲政前就曾意气风发：“大魏欲以文化天下，亦应化天下文壮我自身！”亲政之后，孝文帝更是进一步强化改革，先颁布了《均田令》，再巧计迁都洛阳，实行全面的汉化政策。迁都以后，孝文帝要求南迁的鲜卑人必须把洛阳看作自己的家乡，一律改穿汉服，学习汉语，采用汉姓，提倡与汉人通婚。他以身作则，将皇族的姓氏拓跋改为元，自己更名为元宏，并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以语言改革为例，《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孝文帝口谕的：“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自觉、坚定和比较彻底地推行汉化政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对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正如梁启超所言：“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侯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改革过程中，孝文帝那深谋远虑的品质、坚定不移的态度、大义灭亲的行动、率先尝试的精神，都在小说中借助于一幅幅恢弘的历史场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再现。改革的进程一波三折，险象环生，但作者的生花妙笔却让故事情节一气呵成，摇曳生姿，读来酣畅。

改革，是历史发展的源动力，是文明进步的添加剂。事实上，华夏的五千年历史就是改革的历史，一代代进取开明的统治者，总是不断地除旧迎新。从通过战争夺取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到禅让制是改革，从结绳记事到使用文字是改革，从“千耦其耘”到个体农耕是改革，从分封诸侯到建立郡县是改革，从“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到“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史记》）还是改革，而孝文帝的诸多举措更是脱胎换骨的改革。每一次改革，总会带来诸多阵痛，但又总能给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李世民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新中国的领导人当然更加明白，改革是发展之道。因此，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神州大地翻开了社会大变革的新篇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

改革，当然不是一朝一日之功，《魏孝文帝》就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借鉴，给现实社会以积极的暗示。迁都有阻力，怎么办？孝文帝先是不断放风，然后朝廷激辩，再使缓兵之计，最后采用类似于兵法上“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择天时地利，逼得苦不堪言的南征官兵退而求其次——答应迁都。环顾身边，我们现在的许多改革措施，同样会遭到大批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那决策者不妨从孝文帝的身上吸取一点经验教训，也许会取得异曲同工之妙。改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改革者未雨绸缪、通盘考量。冯太后知道：“大魏欲长治久安，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且是多方面变法改度。”在制定俸禄制的过程中，大臣高闾也提议：“深感必须同时进行其他改革，否则恐无大用。方才皇上言及此次巡视中所见荒地连片，就涉及大魏一个极难解决之根本问题……”君臣共议，权衡再三，结果孝文帝最终拍板：“实行均田，每人若干亩。”正是有了这样的配套改革，才让朝廷彻底摒弃了对宗主赋税、徭役、兵役的完全依赖，既集权中央，又顺应民心，国力大盛。那不妨再来比对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改革。房价高涨，百姓叫苦，于是政府出台诸多建房购房住房制度来调控房价，可收效甚微。为什么？住房牵涉到施教区学区房，那是否也应让教育制度跟上步伐做些变革？建房和购房都涉及到银行贷款，是否又应该对金融制度作些变革？此外，是否还会涉及到农民工和小产权房等等领域？再比如，医疗制度的变革，是否又牵连到医药卫生体制、劳动保障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制度的变革？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的，因循守旧不知变革，我们岂不还在寄居山洞、茹毛饮血？习总书记谆谆教诲过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因为这样，《魏孝文帝》的现实意义就更明显：改革者要有全局观念，深入调研，多方听取意见，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的研究，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才能统一思想，天下归心，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共建和谐社会。

解读历史文本，一定要融入个体真切的生命体验，不然，历史书写及有关的历史观点就容易变得冰冷而枯燥。但读《魏孝文帝》这本厚重的著作，绝不会有这种冰冷和枯燥之感。相反，常常会不断感受到那些貌似寻常、中规中矩的学术文字背后，有一份对现实社会的执着关怀与火辣眷恋。

综上所述，《魏孝文帝》这本书具备多元的价值——史学的、文学的、政治的，它围绕着孝文帝改革所展开的重重悲喜，动情讲述的是已经小说化的历史。我突然发现，原来，历史的天空有朵云，这朵云从远古悠然飘来，它就是魏孝文帝，投下的是坚毅的目光、磁性的嗓音与历史的智慧；历史的天空有朵云，这朵云在今天深情驻留，它就是《魏孝文帝》，尽情折射的是作者对历史的现实认知和感悟，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要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嬗变。因此，我们应该感谢那一段段难以忘怀的历史，感谢那一项项石破天惊的改革，感谢这两位辛勤笔耕的作者——周思源先生和单玫女士。记得《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中有段解说词：“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是切身的喜悦和感伤。”在此，我想化用一下作为此文的结尾，并向两位作者致敬：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创作者，却是切身的喜悦和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