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泉根

母亲是在巷子口那棵水杉树下开始她的巴望的。高大笔直的水杉树和佝偻着身子的母亲形成了反差。

母亲巴望的是她的儿女们。腊月二十四，在母亲的眼里便是“年”的开始，过“年”了，儿女们回家团聚，天经地义。

母亲把所有的躁动全部放在了脸上，嘴里也开始喋喋不休起来，不停地数着日子，也数着她的困惑和不解。内敛的父亲，戴着老花镜，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翻看着日历，用悠长的腔调，慢声慢语：“早呢。孩子们的工作要紧，急——什么？”相对于母亲，父亲的衰老更是暴露无遗，没有了丝毫在盐城丁沙沟打工时的那股劲头。落叶归根。那个时候，父亲终于知道，他需要两个伴：我的母亲，还有搁在他椅子边上的拐杖。

我们兄妹五人，以工作的借口，分了五个地方，最远的在四川。我离老家两百里，算起来，在三个儿子里还是最近的。每年的辞年，磕头烧纸，这是母亲给我的硬任务，马虎不得。在城里工作了十五个年头，我还没有在外过年的经历。

水杉树下，母亲使劲地瞅着远处。巷子口连着古镇的大街，卖年货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年味雾气一般弥漫在母亲的四周。

母亲有关“年”的忙碌其实可以追溯到腊月二十四之前。“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手再紧，母亲也会腌制些鱼啊肉的迎接新年。屋檐下，几条咸鱼咸肉在安心地风干着。没了这些，年的味道就大打折扣。瓜子花生不要母亲亲自动手了，巷子口便有，买上一些，小心灌进口径很小的罐子，用塑料纸把口扎得牢牢的。早些年，母亲腿脚灵便的时候，还自己灌些香肠，高高地挂在竹竿上，像一面旗子。青菜和芋头，母亲总是准备了很多，藏在厨房的穰草堆里。正月里，吃多了荤菜口腔很容易生火，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起芋头和青菜。

父亲身子虚弱，拾掇起家里的活儿却没有问题。炉膛告急，父亲就会带把小锯子，门前屋后地转悠着，给那些野树们修修剪剪，母亲捡拾起来，竟成了个柴堆，能够烧好长一段时间。母亲是个有“忧患”意识的人，总是为“年”储备足够的柴米，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我的父亲。父亲在盐城打工，每次回家，总要驮一大捆木材，累得他的那辆破自行车咯吱咯吱地直叫唤。

我们到家的时候，离除夕也就没几天了。我们的任务是大扫除，还有帖春联、帖花边纸。除夕如约而至。这一天，父亲会坐在灶膛边，当起火头军。晚年的父亲多次自嘲自己是薛仁贵，他的烧饭史只比他的岁数小九年。母亲扎起了围兜，开始检阅自己的成果，咸肉咸鸡被剁开，扔进了锅里。很快，我们鼻腔里挤满了腊香。

年夜饭正式开始。父亲被我们搀着坐了上座，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喝酒了，哪怕是甜酒，他只能象征性地抿上两口。饭后，妯娌们忙着收拾碗筷，母亲并没有闲，她在筹划着明天的事儿。忽然，母亲想了一下，赶紧把家里的菜刀剪子统统藏在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大年初一，谁也不能动刀弄剪。

母亲在瓷盆里和好糯米粉，递给了父亲。父亲的手大、有力，做的汤圆匀称结实又好看。做好了，母亲小心放到洗干净的锅里——这叫“年年有余”。这个时候，汤圆被母亲换上了个好听的名字——“元宝”。父亲终于休息了，他捧着一个不锈钢茶杯，坐在凳子上，看着我们，偶尔问一两句话。母亲忙着把给孙子孙女的压岁钱备好。我们嗑着瓜子，交谈着。父母自然是我们交谈的主题：父母越来越老，“年”味越来越淡。“看春晚了！”侄子提醒着我们。

“去看下炉子的火，别弄熄了。”母亲对着父亲轻轻说。按照老家的规矩，炉子夜里是不作兴熄灭的。

“放心，刚刚看过，炭火好着呢。红红火火。”最后四个字，父亲抬高了声音。

扑哧一声，母亲笑了。父亲跟着也笑了。“是啊，红红火火！”心里面，我们都在说着。大家相信，过了年，我们家一切都能顺顺利利，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