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骐

我和坤元交往20多年了，他的人生经历、创业故事，较之他人，我可能算了解得多的。他2006年在阳澄湖边买了一块地。这块25亩的地，是他事业迈上新台阶、经营思路进一步拓宽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知道，起始阶段他背着山一般沉重的贷款——不光要付买地的钱，买来的地上还得建厂房，要使其变成“产品”销出去，也就是把造好的厂房统统对外租赁了，才算真正实现了他购地增值的最终目的。你想想，一下子向银行贷款3000万，是个怎样的概念？放在一般人身上，恐怕每天的觉都无法睡了，而这个生在绵柔的江南却有一副北方的身胚和骨骼的汉子，竟眼不眨眉不皱地把日子一天天照样过下来了。压在肩上的这座“债山”也一点点地被他“背”没了（看来，比那位老愚公不差到哪里），直到一身轻松地走到美好灿烂的阳光下面。

12年后的今天，拉一帮子人坐下来讨论坤元买地这件事，估计不会有人投反对票了，一定都赞不绝口地夸他：这家伙有魄力有眼光，预见性简直太厉害了。

但据我所知，坤元自己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思考。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个人其实很渺小，真正巨大的是我们背后的这个时代。谁都无法脱离特定的时代谈自己的成功。要说我的祖辈，他们都聪明，也都勤奋，只是我比他们幸运，生逢其时，正巧赶上了这趟“改革开放”的车。

这番话我以为说到了要害。对此我亦深有同感。因为，由坤元的买地，我突然就想到了我祖父当年的买地。其历经的遭遇也印证了坤元所述的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我的祖父生于1893年，出生地是江西上饶广丰县枧底乡，是一处以贫困著称的穷乡僻壤。成年后他继承祖业开过中药铺，还同乡人合伙开过糖坊。他一贯信奉与人为善，热心于拜菩萨，生意上挣到点钱，除维持家用外，他乐善好施，经常接济一些窘困之邻。而在族里一些长辈的眼中，认为他手不拢财，治家无方，每每见之总是投以白眼，甚至挖苦讽刺。在这样一种舆论的压力之下，已逾知天命的祖父在临近解放的那几年，硬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好歹通过各种途径，买下了将近16亩薄田，其中还包括几块别人看不上的溪滩田。

纯粹是为了给那些喜欢指点的长辈们有所交代，或者说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他们所指责的那样无能，祖父终究还是未能免俗地买下了那些地。他彼时的认知水准，决定了他无法预料接下来的岁月会是怎样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没两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土改风暴开始袭来，16亩地成了祖父甩不脱的烫手山芋，甚至是一具恶魔的阴影，死死地缠上了他，令他的余生不得片刻安宁。

村子里基本都是穷人，16亩地让他做上了地主。他一定觉着特别冤枉，但事实却已不容改变。临近解放那两年，他的长子（即我的父亲）在省城南昌读大学，有人给他出主意，去儿子那里避避风头吧，于是他去了南昌。碰巧这所大学的校长也是上饶广丰人，说你就在我这儿干个勤杂工吧。每天在学校扫地做保洁，还指派他跟车去山上砍毛竹，拉回来在校园里帮助搭工棚。那两年父亲在自己的宿舍里打地铺，把学生床让给祖父睡。为了掩人耳目，祖父让父亲叫他二叔。读完了南昌大学，父亲又考取了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并于1952年春毕业。当时所学专业为飞机发动机，分配的去向本应是飞机研究所或飞机制造厂（这在当时都属于国家的保密单位），但表格上所填的家庭出身，阻止了他走向飞机的脚步（父亲在中央大学读书的这几年里，祖父流离于何处，过着怎样惊魂不定的生活，从未听他们说起，我也就无从知晓）。毕业后的父亲来到了当时尚处贫穷落后地区的苏北行署所在地：扬州（1952年的江苏分设苏南、苏北行署），被分在行署的农林科工作。一年后被抽调去筹建扬州的第一所大学：苏北农学院，由他亲手创建了农业机械系（若干年后改为农机教研室），所学飞机发动机的理论被他巧妙应用在了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械的教学与科研上（父亲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他70岁退休）。

初创时的农学院办在一片农田之上，50年代相继出生的我们姐弟几个，几乎是枕着水田里的蛙声长大的。父亲没日没夜地忙于学校的筹建、招生及教学，母亲生下我们后，因奶水不足，都是祖父四处奔走找来奶妈喂养我们。前后几位奶妈食用的汤汤水水，也都是祖父每日负责采买制作，送到她们床前（祖父过世后，几位奶妈都很悲伤地说起，老太爷人好心善，当年总给我们做好的，说你们吃得好，我的孙儿孙女才养得好）。

父亲在1956年曾因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而被学校“拔”了“白旗”，成分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958年大炼钢铁，从其所学专业考虑，让他担任学校实验工厂的副厂长，时间不长，有人向校领导提意见，说地主的儿子怎可担任此职？很快又被免掉。

真正的疾风暴雨是1966年“文革”以后。父亲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挂牌游街，关在学校劳改队里隔离审查；一贯奉公守法、为人良善的祖父，则被居委会主任叫去交代问题，罚他打扫厕所。一些不明就里的小孩子追在他后面扔石块，骂他刘文彩，狗地主。我们几个十多岁的孩子，也成了院内一批“根正苗红”的少年攻击与谩骂的对象，称我们是“三代敌人”。家中的门经常被突飞而至的石块击中，窗玻璃被打碎，令我们时时生活在惊恐之中。祖父原本高大健硕的身体，因心情的压抑，短短两年里迅速染病并恶化。1968年的初春，清明过后没几天，祖父便含悲而去。临死前他多次表达心中无尽的悔意：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买那16亩地呀，生生害了你们几代人！

受害者还包括我们几兄妹从未见过一面的祖母。由于祖父离开了家乡，土改时所有的凌辱都由她一人扛着（我的一个叔叔，即父亲的弟弟，当时才20岁出头；还有我的大姐，才两三岁的样子）。据说祖母被灌过辣椒水，用绳索捆绑过，让她供出男人身在何处。她的确不知详情，只能如实回答，而这又让她一个羸弱女子吃了太多的苦头。祖母逝于1959年，死讯被封锁了好几年。据说祖父后来辗转知晓了此事，但压根不敢回去，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里痛哭了一场——这是不久前，我们几兄妹为祖父扫墓时，站在他的坟前，大我两岁的姐姐对我说的。

因一念之差买下16亩地而铸成大错，致其饱受半生之磨难，且殃及后代，这场发生在我祖父身上的历史悲剧，其实恰恰诠释了渺小的个人与大时代之间无法分割的关联。

我想说的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只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微不足道。你，我，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