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骐

我是1977年年底参加高考的那支大军中的一个。从国家层面上，我们这批因读了大学而使自身命运发生改变的人，当深切铭谢彼时的决策者邓小平。而落到具体的微观上，我要感谢的人是我父亲，倘若没有他那时坚定且带有几分强制性的要求，我此生或就与大学门无缘了。

我1972年年底高中毕业，因家庭出身的缘故（父亲在一所大学教书，“文革”中被作为“臭老九”受到批斗）待分配的时间比别人长，在家窝了有一年多，直到1974年10月才被分到一家大集体性质的纺织企业干机修工。工作得来不易，所以倍加珍惜，干得特别卖力。头一年只有每月13元的工资（在机身轰鸣的前纺车间三班倒，劳动强度很大），第二年拿到了18元（好像比初中毕业的多3元），到了1977年10月我三年学徒期满，正式称师傅了（工资也升到了每月24元），重要的是内心深处有了种自食其力的成就感。而获悉可以参加高考的消息，距考试也就个把月时间了。自己当时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意识导向，经十年“文革”的种种亲历，已是难以磨灭；但深受其害的父亲，却令我不可思议地坚决要求我和弟弟参加当年的高考。我们称他是“伤疤未愈，疼痛已忘”，而他认定了年轻人必须读书这条死理，说书读到你肚子里，别人是拿不走的，将来总归有用。

拗不过成天在耳边叨叨的父亲，一百个不愿意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暗地里想的是，考不上你也没招，我照旧回厂干我的师傅。

等于是为了应付老子，在剩下不多的日子才找来一些复习资料，临时抱了阵佛脚。政治有一些应景的内容，似乎还好对付；数学丢的时间较长了，急补的效果终究差强人意；史地是两门合在一道考，也只能强记硬背，别无他法。好在语文倒不怵，念高中时就一直爱写作，工厂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我都乐此不疲地写稿、投稿，在好多报刊上发表了诗文，甚至已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结果上了考场，还真是这方面的积累帮了我的大忙。这一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苦战》，对体裁未作限制，我打了个“擦边球”——充分发挥了我的强项，写了首大约一百多行的长诗。然而究竟写得怎样，自己心里也没底。几天后才辗转听到了一点消息，说我这张作文卷子特地请了省城的阅卷老师终裁，结果给了满分——竟然成为当年全地区的作文最高分。

后来的录取也颇具戏剧。我填报的唯一志愿是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新闻系（而这个系当时对家庭出身，有较严苛的要求），前来招生的老师找我谈话，说你的作文不错，明年欢迎你报考我们的中文系。我原以为没戏了，可向父亲交差了。也不知何故，后来家乡的那所大学中文系却录取了我。

再来说说我爱人的高考，她晚我两届，是1979年夏天考入大学的。她当时还不到18岁，是文科班的语文科代表，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对她寄予厚望。她的身体那一段很差，考完第一门人就差点晕倒，老师焦急地安排她去考场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休息，还恳请那位同学的家长帮助照顾和提供饭食。总算没有辜负老师，整个文科班也就她一人考上了本科院校。若干年后，她曾专门写过一篇散文，充满深情地怀念那位已故的班主任老师。

最后说我女儿。她的高考在2003年，正是闹非典的时候，临考前这孩子居然不争气地发起热来，我和爱人急得要死，但又不敢带她去大医院看，只好在住所附近的一家企业职工医院，悄悄配了退烧和消炎药给孩子吃。几场考试，我们去送考，进门要测体温，我们都战战兢兢的，生怕她被弄去隔离。阿弥陀佛，7、8、9三天顺利过关，如愿考入第一志愿填报的艺术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