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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的高考

2018-06-08 09:15:04 兴化日报(数字报)

□张树宝

我1972年高中一毕业,就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滚一生泥巴,炼一颗红心”了。经过几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已经出落成为生产队里的一个壮劳力,挑担挖沟罱泥渣,栽秧割麦开草塘;赤裸上身扛笆斗,光着屁股踏水车,十八般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过一两年准备结婚成家,打算像祖辈父辈一样一辈子土里刨食了。那时候上大学是靠推荐的,像我们这些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连做梦都没想过。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正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里割稻挑把,田头的大喇叭里传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第二天,跑到大队部翻了报纸,才得到了证实。我激动得一路奔跑,逢人便说:“从今年开始,要凭考试上大学了!”可是跑到家冷静一想,我拿什么参加高考呢?眼看着报名截止日期一天天逼近,我迟迟没有勇气报名,就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我中学的一位老师特地赶到我家,给我一番鼓励,并给我找来了几本以前的中学教材,叫我抓紧复习,碰到问题,就到学校去找他。我这才鼓起勇气,填了一张报名卡,成为全公社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

在那个连大年初一都要下田干活的年代,想请个一天半天假复习备考,是绝对不敢向队长开口的。我只能在挑渣的田埂上走几步就掏出书来看两句;在一船泥罱满,拿泥船的人往戽塘口撑船的时候,拿出笔来写几笔;晚上在生产队里开完夜工,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是我复习备考的黄金时段。可那时农村还没有电灯,煤油凭计划供应,每户每月半斤,我只好求庄上用抽水机的机工,向他要一点柴油来点灯。每天都要复习到凌晨,鸡不叫,绝不上床。那柴油燃烧后的黑烟呛得人喉咙痒痒的,鼻孔就像两个烟囱,用手指一抠,全是黑灰,连第二天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有时遇到不懂的地方,还要摸黑走几里路到学校向老师请教,第二天照样干活。不知怎的,我一点也不觉得苦和累,反倒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幸福感。

封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被一个巨人的手推开了,被关在门外苦等了十年的人们个个都想在第一时间涌进大学。因此那一年报名的人特别多,据说是共和国有史以来高考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后来才知道共有570万。那次考试分两轮,第一轮由各地组织初试,先淘汰一部分考生。第一轮过关的考生再参加全省统一考试。到兴化参加统考时,我们海河公社和其他几个公社的考生被安排在当时兴化的“五日大楼”住宿,几百名考生同住一栋统楼,楼板上从东到西摊开地铺,中间辟开几条人行道,大家躺在地铺上谈笑风生,虽然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但那一夜,每个人都沉浸在无比兴奋和喜悦之中。

1977年12月23日早上7点18分,我们来到兴化中学考点,带着白手套的解放军战士手持步枪守卫在校门两旁,我还是第一次领略到那庄严而神圣的气氛。那时的考生很少有人带手表,时间全靠监考老师提醒,直到监考老师最后一刻钟提醒的时候,有的考生作文还没有动笔呢。和我们一起的有个考生习惯于在家里考试时试卷只印一面,反面不印试题,因此试卷反面的作文题连看都没看就交卷了,出了考场我们谈论作文时,他惊讶地问:你们还做作文的呀?

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每门考试试题都很简单,可我感到比较难,数理化有的做不到底,有的做错,还有的无法动笔,只有作文写得比较顺手。自己觉得肯定考砸了,但并不过分沮丧,倒反而有一丝欣慰,毕竟有走进考场的机会了。考试结束,跟其他考生一交流,才知道大家都差不多。

考完试就回家和社员们一起劳动,那时谁也没想过打听分数之类的事。年底,录取工作开始了,陆续传来临近的公社某某被学校录取的消息,这段时间的等待是十分煎熬的,在田里干活,时刻都关注着通往公社的路上有没有邮递员的身影,在忐忑的等待中,本科、专科都录取结束了,还没有听到我们海河公社有谁被录取的消息。

就在我不抱什么希望,准备半年后(1977年冬天第一次高考,1978年夏天第二次高考)再考的时候,1978年2月的一天,我正在田里挑麦泥,一个穿邮政制服的人把一封高邮师范学校的挂号信送到我手上,我心跳加快了,呼吸短促了,双手颤抖了,打开一看,原来是录取通知书,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回过神来,把扁担抛向空中大吼:“我录取了!我有学上了!”我捧着录取通知书跪在地上,朝北京方向磕了三个头,举起录取通知书在田埂上狂奔。那一年的录取模式是高考落榜的考生再择优下放到中师和中专学校中录取。我们海河公社共有5名考生被录取,录的都是师范学校,其他4名都是海河中学的教师,他们分别是南京、扬州、兴化的插队知识青年,只有我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回乡青年。

虽然只录了个高邮师范学校,但拿被关在高考大门外苦等十年相比,与还有95﹪以上(那一年本科、专科和中专合起来录取比例为4.7℅)没有被录取的考生相比,我己经很幸运,很满足了。

1978年3月,我带着梦想和追求,带着强烈的求知渴望,迈进了高邮师范学校的大门。虽然是1978年入学,但我都叫1977届。我们那一届学生来自各行各业,论年龄,大的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小的连选民资格还没有;还有在中学是师生关系,进了师范,学生成了老师的学长的,因为学生在前一两年就被推荐入学了,今年才考进来的。

进校后,每个人学习都非常刻苦。我至今还记得,开学的第一次班会,我在教室前面的黑板上写的那几个大字——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

40年前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家庭,改变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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