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亚群

“我的乖孩子”，父亲一改平时的不苟言笑、严厉冷漠，这让我有些不习惯，仿佛隔着时空和一个陌生人在对话。可那确确实实是父亲的字，刚劲有力，每一个字都像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

写信的是时间是1992年年初，那年的冬天很冷，下了好几场没日没夜的大雪。父亲从山东回来的那个中午，我站在门口，客厅里站着一个男人。厨房的窗外阳光灿烂，光线从他的背后穿到我的眼前，我看不清他的样子。定了定神，我发现眼前的男人又黑又瘦，根本不是我的父亲。直到这个男人开口叫我的名字，我才惊讶地叫了一声——爸。

这个细节，幼小的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也因了这一个细节，在以后的20几年里，我一直做着一个梦，那个从山东回来的男人根本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许厌倦了平淡的生活独自浪迹天涯去了。

那个男人很快与我的母亲去了南京，把我一个人丢在了姨娘家。那段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表姐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要捧着碗去门口和邻居聊天；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吃饭到最后扒拉着碗里剩下的几粒米时，姨娘总是以为我吃不饱非要给我添饭；不明白为什么姨父脾气上来的时候总会一个巴掌将表姐的鼻子扇得血流不止。我对眼前的一切有着太多的不适应，我盼望着我的父亲和母亲赶紧从南京回来，赶紧带我回到我们的家。

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我去过南京两次。南京非常远，一大早出发，中途停车吃顿午饭，下午才能到。记忆中，从兴化到南京的路途中总是充满了恶臭和酸腐，因为我晕车得厉害，几乎是从兴化一直吐到南京，吐到最后只剩下了干呕。

第一次去南京的记忆几乎是空白，我甚至不记得父亲以及母亲的样子。第二次去南京的记忆是几个点，那些点清晰而又模糊地立在记忆的长河里。父亲厂里的同事和陆老师站在教室门口，陆老师的脸有点黑，平时就不太爱笑，那天就更严肃了，“不得命！”为什么陆老师说“不得命”，我没有问；我站在姨娘家的门槛上，倚在门框边看着东边的马路，姨娘、姨父、表姐，没有人跟我说话，我也不说话；南京军区总医院里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我无处躲藏，面无表情地在死亡的味道里挣扎着；逼仄的小旅馆，大片大片的黑布，母亲的眼睛肿得不像样子，其实不止是眼睛，整张脸都“胖”了一圈；大人们在忙着，我，一个七周半的孩子，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们也根本无暇顾及我。我站在楼梯边百无聊赖地晃着右腿，我的姨娘走过来，严肃地对我说，不作兴晃腿子的，晃腿子会死妈妈的——那是父亲走后我第一次嚎啕大哭。以前，大人跟我说不能咬指甲，咬指甲会死爸爸，我不相信，现在我的父亲真的死了，现在我又晃了腿，我，会成为孤儿吗？

父亲是在南京火化的，我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大伯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再看看爸爸，马上就看不见了。我不停地往后退，那具没有生命体征的身体让我异常恐惧。在以后长达几十年的光阴里，我对这种被叫做“尸体”的东西都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抗拒，不管是猫还是狗，抑或是人。

再看到我的父亲，就是一个紫红色的骨灰盒了，以前他总是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现在变成了我捧着他，他变得那么轻那么轻。可是对于一个七周半的孩子来说，他还是太重了，捧不动的时候，大伯就帮我托着，就这样一路从南京熬到了兴化，一路我没有说过一句话。而回兴的路上我究竟有没有晕车，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父亲走后，很多的人都挤进了那间本来只有我、父亲、母亲的家里，他们在家里翻箱倒柜，凭着对父亲的了解，他们笃定父亲不会什么话都不说就离开——最后在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中发现了这封信。粉色丝绸的封面，里面的纸张已经泛黄，信只有短短几页，几分钟就能看完。每一次翻看，我都希望在这本日记本的后面还能翻出一些什么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尽管知道什么都没有，可每一次我都会执拗地抱着同样的心态再翻一遍。

“爸爸将一生的大致简历告诉你……这其中的艰辛，便不一一累述了……”其实，我多么希望他能好好地“累述”一下，因为他的一句不“累述”，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了。父亲搁笔的时间是1992年腊月二十六上午8点55分。腊月二十六，还有四天就是春节了，那时候的母亲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是肝癌晚期，还在欢天喜地地准备着各种年货；那时的我每天都在掰着手指头数着还有几天过年，可以穿新衣服，可以收压岁钱，可以各家各户地去拜年。可那个时候的父亲每天都在绝望中煎熬着，他舍不得为了生下女儿而从鬼门关走过的妻子；舍不得那个已经会给他讲故事、特别依恋他的女儿；舍不得与他同甘共苦、把酒言欢的兄弟……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他允诺过带女儿去看大海，他说过要给妻子衣食无忧的生活，他还有很多的书没有看，很多的文章没有写。那一刻，站在死神的面前，他无比坚强的内心被命运击溃得如同一滩烂泥，可是在家人面前他依然要撑着。在那个热火朝天、阳光灿烂的冬晨，他坐在书桌前，默默地给自己挚爱的女儿写下了这第一封同时也是最后一封信。

再后来，就没有父亲了，只剩下了我和母亲。或者父亲一直都在的，在那个叫做“条台”的长柜子上。每一次我犯错，母亲就会拿一个小板凳让我跪在他的面前，而我，不会去看他。那个时候的我从来都没觉得他在那个“条台”上，因为那年他根本没有从山东回来，那个回来的男人究竟是谁，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

等了好多好多年，我的父亲没有浪迹天涯得累了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日渐长大的我慢慢接受了从山东回来的那个人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我重新找到了一个寄托——灵魂。成长的路上，我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生死观。每一次更新，都是成长的阵痛，有些痛很轻，自己抱抱自己就能过去；有些痛很重，我需要父亲的帮助。每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静静坐在床上，闭上眼睛，听父亲对我说话。“孩子，你要认清事实，你要接受现实，你必须坚强，必须独立。没有人应该为你的伤痛埋单，只有你自己才能给自己力量走过去。站起来，走出去，等过了这一段，你就会知道这些伤痛是多么美好的礼物，它们在你的身体里裂变、爆炸，你会在细胞的死亡中得到了新生。我相信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父亲和以前一样，总是对我很严格，那个时候的他就希望我能像男孩子一般坚韧，30年了，这样的期许一直都没有变过。

有时候我在想，那时的父亲有没有哭？我不得而知。印象中我从没有见过父亲的眼泪。父亲是一个极度骄傲的人，不管内心的情感多么丰富，始终都是隐忍的。即便他在垂死之际写给我的这封信，字里行间依然流露着他的骄傲。除了一开始的称呼，没有任何情绪的表达，平静地像在叙述别人的事。可是我可以想象，对世间有着太多的留恋，却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他，写下那封信时内心是崩溃的，那种崩溃沿着他写下的每一个字一波一波地涌上心脏。他一定是选择了一个我和母亲都不在家的时间，攥紧着自己的拳头，一个字一个字地熬出来的。为了让自己的妻女不会因为他的信而更加难过，他并没有表露自己任何的沮丧与伤心。所有的情绪都被他克制了。是的，克制——强大的代名词。父亲的个子并不高，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无比高大，他无所不能，强大得超越了天地，这样的强大几乎将覆盖着我的整个人生。

从七岁半到而立之年，我一直都在与他告别——与那个罩着搪瓷缸吹着口琴的他告别，与那个严厉冷漠的他告别，与那个摸着我的头沉默无语的他告别，与那个浪迹天涯的他告别，与那个在我无助时给我力量的他告别。这样的告别，需要多久，我不知道。又或许，我从未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