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雅萍

很多年后，我跟朋友金谈过这桩命案，但我没说当时我在场。当年，这件案子是金报道的。公审员认为李小明怀揣凶器，去买烟，店主反抗时，他就向店主连扎两刀，造成对方重伤。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抢劫杀人，必须重判。辩护律师想从他喝了酒，刚满18岁，且平时品学兼优入手，希望法律从宽能留下他一条命。无奈受害人亲属坚决不妥协，强烈要求死刑。李小明的爷爷奶奶跪在小卖部紧闭的门前一天一夜，想得到一个商谈的机会，对方就是不露面。那年，正值最后一次严打。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对这桩案件印象深刻，事发多年后再提起，还是很惋惜。

很多疑点都无法解开。一向谨慎的李小明为什么要对店主人刺那一刀？是酒精让他神智不清，还是他接过赵锐递给他的那把刀的时候，就打算好了要去杀人抢劫？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庭得出的答案是：“有预谋的杀人，行为极其恶劣。”据调查，他或他的家人、朋友，跟小卖店的店主都无冤无仇。他说，香烟是8元钱一包，但他翻遍了口袋，一分钱没有，只触摸到一把硬梆梆的刀子。案件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像有一只远远超越了他意志的手在操纵着他，施行这一切。他仿佛在梦游。

庭审法官问他问题的时候，他的思维非常混乱，同一个问题，每问一次，他的答案都不一样。他哭着问法官，我已经把问题的来龙去脉都交待了，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回家？马上要高考了，再迟就来不及复习了。他一直到被执行之前，都认为，只要把问题交待清楚，就能回家。

李小明被捕后的第三天，赵锐被警察带走了。公审大会上，赵锐被押到现场旁听。对李小明的死刑判决下达后，戴着手铐的赵锐一下子瘫软在地。他开始失声痛哭，不知道是为李小明而哭，还是为自己。来了三个警察，才把他搬走。

2010年7月，我在楚水城的新华书店门口看到了赵锐，他倚在一辆三轮车前。与别的三轮车夫的主动招揽不一样，他整个人显得灰蒙蒙的，手中夹着半截香烟，在吞云吐雾。在楚水城，出租车几乎揽不到生意，城里的人闻到汽油味就反胃，而且从城东到城西，不超过五公里。楚水城里有很多像赵锐这样的三轮车夫，每天跟城管斗智斗勇。

赵锐头发白了一些，穿白色汗衫，灰色短裤，脖子上挂着一条发黄的毛巾，佝偻着腰，显得比从前矮了许多，和别人说话时，目光飘向更远处，避免与人直视。他的身上有一种疏离感，把他与人世远远隔开。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对生活多么无能为力的人啊。“赵锐！”我激动地向他走去。他愣住了，隔着人群，隔着烟雾，隔着茫茫岁月，他对着我衰老的容颜仔细辩认，许久，才在脑海里将我打捞出来——“是你啊！”他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回应我。身体并没有移动，还是站在三轮车旁，显得很紧张的样子，一只手垂放在汗衫的边沿下，折叠，松开，折叠，松开。另一只手悬在半空，香烟，快燃尽了。

来了一个比较肥胖的顾客，问他5块钱去不去招商城？他立刻掐灭了烟头，在地上踩了又踩，双唇微微翕动：“去，去，去呢，老板。”然后，拍了拍三轮车座位上刚落的一层薄薄的灰尘，又把脖子上的毛巾取下来对着座位擦了又擦，举手投足间的卑微与谨慎，让我想起每天坐在桥洞下面，等待主顾的农民工，或者菜市场里还剩一大堆青菜没卖出的菜农。我想哭。他用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顾客一屁股坐了上去，三轮车的轮胎立即下沉了一半。赵锐朝我看了一眼，双手摊开，耸耸肩，撇撇嘴，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然后，他一脚跨上了三轮车，咯吱，咯吱，咯吱，生锈的车轴转动了，他一溜烟，走了。

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我彻底崩溃了，泪流满面。这些年，我已经不去回忆往事，我甚至认为它已经消逝了，不会再来干扰我的生活。其实不是，那埋藏在我心中的，被岁月包裹得严丝密缝的往事被撕裂了，潺潺溪流般，流进我的肋骨，漂浮于我的血液。我忽然认识到，那年的杀人案件，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没能摆脱干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生活，从未放弃对我们的指控。

天色暗了，一阵电闪雷鸣从天边滚滚而来，狂风挟裹着灰尘、落叶，在城市里呼啸着。闷热的空气中，一场暴雨正在酝酿。原本停在这儿的几辆三轮车都拉上顾客，急匆匆地走了。赵锐的背影早就消失在漫天风沙中。那个罪孽深重的雪夜，当刘菲质问赵锐为什么要拿刀给李小明时，他也曾经做了一个跟刚才一样的动作。那时候的赵锐多么阳光、帅气，女生的暗恋对象，学校篮球队最好的投篮手，已被体育专业学校提前录取。

看来时间并没有消弥赵锐心中的伤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与过去和解。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