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仁奇

公元581年，隋朝立。隋文帝鉴于原来州、郡、县三级机构重叠，体制过于分散，不利于中央统一管理。乃取消郡一级建制，以州直接领县，变三级制为二级制。是年（文帝开皇初），废海陵郡，改设海陵县，建陵县并入海陵县。至此，侨置建陵县由立到废，共历时170年。

是时，今兴化一带为海陵、盐城两县地，属江都郡所辖。

为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并转输江淮财物以巩固中央政权，隋炀帝时，开通了横贯南北的大运河，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今兴化一带也感受到了运河文明的粼粼波光，经济有所发展。

作为一项大型的水利工程，大运河的开凿也极大地加深了人民的负担。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及余杭（今杭州），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其中，从山阳（今淮安）到江都（今扬州）的邗沟一段始凿于春秋吴王夫差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运河之一，此时已基本淤塞。隋炀帝乃征发大量民工，对其加以疏浚。当时负责开凿邗沟一段的总管姓麻名祜，字叔谋。为了赶工期，他从江淮一带包括今兴化一带在内征调了大量民工。仅淮南就征发民工十余万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业的正常生产，导致百姓怨声载道。苛政猛于虎，人们把这团怒火发泄到麻祜身上。至今，在江淮东部包括兴化在内，仍常以“麻虎（胡或祜）子来啦！”这句话作为噤小孩胡闹之日常用语。

江北淮南里下河一带，地处偏僻，河汊纵横，交通不便，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工具较为落后的年代，土地资源开发有限，农耕经济不易发展。人们的生产，只能以盐渔为主。今兴化一带，人迹罕至，为刑徒流徙之地和隐匿之所；且多私贩官盐、铤而走险之徒。故民风多强悍暴戾之气，少温文尔雅之风。不论是商周淮夷抗暴，还是西汉初期“七国之乱”，以至东晋刘裕从军，这里皆有民众响应相随。《隋书·地理志》载曰：“江都、弋阳、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动，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旧风也。”直到东晋南朝特别是隋平陈统一全国之后，随着这一带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中土之民的侨寓，文化氛围的增进。“仓廪实而知礼节”，民风也逐渐变得尚淳质，好俭约，崇礼节，从而对此间以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隋炀帝任性妄为，骄奢淫逸，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不恤民力，不顾人民死活，只求本人快意，对内杀人惟恐太少，对外用兵惟恐不多，终于导致阶级矛盾激化，隋末农民战争爆发，隋炀帝困缩于江都（今扬州），618年，被部将宇文化杀死，隋朝灭亡。

是时，隋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占取长安（今西安），称帝（唐高祖）建唐。接着扫荡群雄，重新统一全国。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改江都郡为兖州，六年（623年）又改为邗州，九年（626年)再改为扬州，置大都督。“玄武门之变”后，唐高祖李渊退位，29岁的李世民登极，是为唐太宗。唐太宗在位期间，注意以隋为鉴，轻徭薄赋，知人善任，纳谏兼听，完善建制，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去世后，继位的高宗李治体弱多病，皇后武则天借机揽取朝政，并在高宗病逝后逐步排除障碍，先于684年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另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同时大封武氏亲族。最终在690年建周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氏掌权，杀害李唐宗室和大臣，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和愤慨。684年九月，唐朝开国元勋徐世勣（李世勣）之孙徐敬业（李敬业）与魏思温、骆宾王等聚集扬州，以恢复庐陵王的帝位为借口，起兵反武，由骆宾王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檄文。是时，徐敬业拥兵十几万，兵分两路，一路驻守，自己率军渡过长江，进攻润州（今镇江），欲图占金陵（今南京）为据。十月，朝廷命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统兵三十万前来征讨。徐敬业闻讯，从润州回师抵抗，在高邮的下阿溪驻扎。并派部下进逼淮阴等地以为呼应。十一月，李孝逸等各路军队相继到达，与徐敬业交战。徐敬业布下军阵，却许久未战。士兵们都感到疲劳，回头张望，军阵不再严整。李孝逸见机，出兵进攻，并顺风纵火。时芦苇干燥，风高火巨。徐敬业大败而归，部下被烧死、斩杀、淹毙的不计其数。徐敬业见大势已去，带着妻儿逃出扬州，准备经海路逃奔高丽。十八日到达海陵边界，受大风阻拦，被部将砍下其脑袋献降于唐军。一场兵患至此始告平息。是时，今天的兴化一带，也不可避免地被搅入这场争斗。幸历时未久，未酿成大的兵祸。

唐朝，南北经济并驾齐驱。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庶，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雄厚基础。历代帝王大都推行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行的政策。在这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的氛围下，今兴化一带的宗教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政局动荡。动荡岁月，人们往往易于把皈依某一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以求来世的幸福。其时，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今兴化一带人烟渐趋稠密，佛道寺观因此大兴。如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广福寺（又名东山寺），建于唐玄宗大顺年间的宝严寺（又名西寺），它们与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定慈寺，一起构成城区三大寺庙的格局。另有建于唐玄宗大历年间的开元观，与之相得益彰。其时，在今兴化境内的昌荣一带，尚有建于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的木塔寺（即“昭阳十二景”之一的“木塔晴霞”）。因为在其大雄宝殿东南侧，矗立着一座两层砖砌塔楼，中间安放着型制为九层六面的木塔。此塔用整段珍贵的紫槿木雕刻而成，高7米，直径2米。整座塔身小巧玲珑，重檐复宇，翼角翚飞，精美异常。此塔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年）的山西应县木塔早230年。此外，还有建于唐元和年间（806年-820年）今老圩一带的罗汉寺、中堡一带的乾明寺、建于太和年间（827-835年）的崇福寺以及今戴南一带的七星庙、茅山一带的三茅道观等等。佛教道教的传播，使宗教文化在今兴化一带得到全面渗透广泛流行。这些寺观的建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兴化一带的经济比较发达，人口相对稠密。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主要在黄河流域。北方经千军万马的蹂躏，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则相对安定，经济仍继续发展，经济重心快速南移。“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之计，仰于东南。”这一时期，兴化一带的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北方移民的涌入弥补了这里劳动力的不足，曲辕犁的推广使这里的水田耕作更加便利，尤其是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淮南节度判官李承主持筑建的常丰堰告成，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今兴化一带农耕经济的飞跃发展。常丰堰，作为兴化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大规模水利工程，自盐城至海陵，由南至北，长200余里，“障蔽潮汐，民获奠居，田得以时耕稼。”有效地阻挡了汹涌的海潮对堰西大地的侵蚀，使得堰西的大片土地逐渐由原来的盐卤荒滩成为可垦殖的良田沃壤，为兴化农耕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从此，在今兴化东部，一道拦海大坝巨龙般呵护着堰西之地，越来越多的良田得到开垦和保障，南方水稻和北方旱谷也得以大面积种植。农耕文明在此落地生根，初步改变了渔猎煮盐的单一经济模式，使得兴化一带逐渐发展成为富饶的鱼米之乡。经济的繁庶，为今兴化一带设县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隋时的大运河图

大运河

木塔晴霞

常丰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