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康

从前，我们城里就只有这一条街，一条直贯城东西的街。街不宽，仅能容两辆黄包车并行。街的两边排列着不少的店铺，现在依然如此。

街的东头是祖父开的铺子，西边是一所学校，而街的中间则有一家酒馆。父亲和舅舅都在学校教书，等放了晚学他们就会去酒馆小酌。父亲告诉我，他和舅舅是城里最早穿西装的，他说：“那会儿，我们真可以在街上横着走！”

父亲和舅舅一同散晚学，但并非一齐进的酒馆——这是母亲告诉我的。事实上，往往是舅舅先坐到酒馆的雅间里点好菜候着，而父亲则去街东头祖父的铺子里取酒（祖父开的是一爿酒坊），有时父亲还会从柜上拿点钱，好到酒馆付账。

父亲和舅舅过得逍遥惬意，可惜这种逍遥惬意的日子没有能持续多久，父亲就得从同道中另寻酒友了，原因是舅舅恋上了林颖芝小姐。

舅舅遇到林小姐的时候是黄昏。当时舅舅的西装上缺了一粒纽扣，他很尴尬地用书挡住。林小姐告诉舅舅她芳龄二十。

“总之这人有些蹊跷，她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她很神秘。”

父亲说，林小姐长得不算很漂亮，但十分时尚。剪齐耳发，新潮打扮，一双桃花眼朦朦胧胧的。林小姐对舅舅说，想不到在这样的地方居然藏着像陈先生这样的人。林小姐慨然叹息道：陈先生真埋没了！

舅舅不是个看见女人就脸红的人，但这次他却窘得不行，只敢在林小姐的脸上慌慌张张地扫一眼，便低下头去，心里尽惦记着那粒脱落的纽扣。

这一年秋天少雨，黄橙橙的夕照涂满了校园，林小姐的周身镀着金色。她说：“往东走，最东面那条小巷，巷北第四家就是我的宿舍，陈先生有空就常去坐坐。”

这天傍晚，舅舅在酒馆里心不在焉，目光时常游移到窗外。父亲说，舅舅很聪明，聪明的人往往多情。舅舅回到家，就呆坐在书桌前。他的书桌上堆满了书，大多是洋装本，不仅有文学类的，也有自然科学：达尔文、哥白尼……其实，舅舅更多的时候是坐在这堆书跟前遐想。他仰起头，让遐想从书堆上升起，在汗漫的苍穹间游荡。他面露微笑，对屋外的喧嚣充耳不闻。

父亲常说：舅舅虽然聪明，但在有些地方很傻。

父亲说：舅舅和林小姐经常在这条街上出双入对。父亲形容他们就像电影里那样，舅舅挟着一本厚厚的洋装书，林小姐则卷着一册时尚杂志。林小姐挽着舅舅的胳膊，面露着自得的微笑在街市从容走过。这在当时的确是惊世骇俗之举，街上的人见此情景无不目瞪口呆。外婆急得对母亲和姨母说：这可怎么办，怎么得了！

外婆决定阻扰他们，她说：不能，姓林的来路不明，况且舅舅这样是辱没祖上的名声。母亲说，在她们姊妹当中，心最软的就是小姨，她当时就哭了，而且一连哭了几天，她说她舍不得林小姐。

舅舅最后一次去林小姐的宿舍也是在黄昏。宿舍的窗外有一棵无花果树。在夕阳中，树叶特别翠，翠叶间缀着紫褐色的无花果，熟透的果子自然坠落，落地有声。林小姐的房间里充溢着沁人心脾的清香，舅舅愿意就这么坐着坐着，永不离开。林小姐跟舅舅谈起新女性。她一甩头发铿锵地说：“我就是我，谁也主宰不了我的命运……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成为别人笼中的金丝雀！”在舅舅的眼里，林小姐就是女神。

林小姐走的时候是个早晨。舅舅从课本里看到了林小姐留下的字条，字条除了表达了惜别之情，还告诉舅舅她可能会到上海。

舅舅决定也去上海！

父亲告诉我，舅舅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是以卖画为生。我知道，父亲学的是美术，并且师从当时的绘画大家。舅舅跟父亲一样也学美术？不会的，舅舅学的分明是文学。

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详细的向我讲述了舅舅在上海的经历，听起来颇像是小说，但父亲不喜欢读小说。

上海的咖啡馆是艺术青年常去的地方，那里不光飘散着非洲咖啡特有的芳香，还飘散着了忧伤颓废的爵士乐。乐手大多是白俄，他们吹着金灿灿的小号，号声时而高亢急促，时而绵长悠扬。舅舅靠同学的帮忙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出版社里做美术编辑。舅舅没日没夜地苦干，他把辛苦钱都攒了起来，日子过得很小心。到了休息日，舅舅就去咖啡馆，一坐就是半天，他相信肯定会在那儿与林小姐重逢。咖啡馆里弥漫着琥珀色的灯光，宽大的玻璃橱窗外是人行道，人行道上是法国梧桐。秋风。黄叶。一阵风吹来，黄叶就在人行道和马路上飞扬。

有一天，这里突然来了一帮便衣，说是突击检查。便衣堵在门口，检查一个放走一个。舅舅那天没带证件，叫他们给截住了。他们把舅舅领到人行道上盘问。舅舅着急，竭力辩解。人行道旁停着两辆轿车，后面那辆的车门开着，车门边站着一个年龄与舅舅相仿的男子。他穿西装戴礼帽，帽檐压得很低。舅舅的叫嚷引起了这个人的注意，他往这边看了一眼。舅舅也注意到了他，注意到了帽檐下尖尖的下巴，下巴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胎记。那人向便衣挥了挥手，做出放行的手势，然后就钻进车里。

他是谁呢？舅舅想。

舅舅想起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家境贫寒，但他跟一个女生——一个富家千金相恋。毕业前，他们一齐失踪了。

舅舅觉得这人很不一般。不知怎的，舅舅确信这人能帮忙找到林小姐。舅舅在咖啡馆里候着。一个星期后，他又碰到了便衣检查。他故意不出示证件，还跟那帮人吵了起来。便衣被惹恼了，带着舅舅去见他们的上司。舅舅走上前去，看清了帽檐下的那张脸。他涨红了脸，激动地说：“你是李……不认识啦，我姓陈！”

李先生的工作就是找人，找林小姐肯定没问题。但李先生说，林小姐的情况很特殊，如果由他出面可能会引起诸多不便。李先生给舅舅介绍了个人，说：“九哥在上海滩神通广大，我带你去见他……”

李先生把舅舅带到一条逼仄的弄堂里，在一座普通的小楼上见到了九哥。九哥40多岁，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但目光锐利，锐利得像刀刃，从眼镜片后向舅舅的脸上切过来。舅舅为了林小姐什么都不怕，他毫不含糊地告诉九哥他是来上海找人的，找一个叫林颖芝的小姐。九哥坐在一张床上，他一伸手从床底拖出一只皮箱打开，箱子里满是崭新的小面额钞票。九哥随便捞出一把，说：“这个女人不好找，只因为你是李先生介绍来的，我不好驳他的情面。钱你拿着，算是我打你的招呼。”

父亲说，这其实就是个噱头，但舅舅找人心切，拒绝了九哥的钱。他太依仗李先生了，所以深信九哥肯定会帮他找到林小姐的。

九哥从床上站起来，在屋里踱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如果你一定坚持，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我不能让手下的兄弟白为你奔走冒险。你得为本会做一件事，这样我话好说，弟兄们也能听我的。”舅舅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九哥笑了，说：其实这也算为国效力，有些事情李先生他们不便出面，你是他的同窗挚友，为他分担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父亲告诉我：“那时候，舅舅心里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只有林小姐。但他没有弄明白，林小姐和国家民族其实是一样的。”

九哥说完这番话，就把舅舅交给了他的手下，然后跟李先生一起离开了，他没有带走那只皮箱。从此以后，舅舅再也没见到过他们两个人。

九哥的手下让舅舅在楼上休息，管吃管住，可是不许出门。四五天以后，他们就用车带着舅舅去办那件事。在车上，他们交给舅舅一只皮箱，跟床底下的那只一模一样。他们还教舅舅使用一种装置。他们说，很简单，只要按一下装置上的红色揿钮就行了。

车穿过了若干的大街小巷，最后在一条马路的拐弯处停了下来。此时正值黎明，东方开始出现几抹浅红色的云霞。天有点凉，但空气清新，使人神为之爽。父亲说：这是送人上路的好时候。

沿街的店铺还没有开门，只有远处的老虎灶在破晓的曙色中腾腾地冒着热汽。街上没有行人，大家蹲守在街角的店铺门口，留一个人前面放哨，舅舅有点抖，上下牙止不住地打嗑。九哥的手下笑了，说：“别怕，这事很简单。等到有一辆黑色别克来了，你就迎着上去放下箱子，然后按动红色揿钮，一切就妥了……怎么，还是紧张，那就把装置给我，我们来帮你按。”

舅舅正要说感谢的话，放哨的急急地跑了过来，喘着气说：到了到了！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