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做耕耘不问收获

——访兴化籍著名作家毕飞宇

12月1日下午，备受中国文学界关注的第四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颁奖典礼在浙江温州举行，兴化籍著名作家毕飞宇获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上月，兴化举办了首届施耐庵文学节，在这个以文学为名的节日里，毕飞宇回到了家乡，参加文学节活动。活动间隙，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他对家乡文学现象、文学义工、毕飞宇工作室等的看法。

□顾秀文

记者：您如何评价兴化的文学现象？

毕飞宇：兴化这个地方出了那么多的作家和诗人，像庞余亮、金倜等等，当然也包括我。我始终觉得这个地方，确实不一样，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文脉。文脉在哪？我们是看不见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说得玄乎一点，它就在大地上，就在河里面，就在树上面，它哪儿都有。只要在这个地方生活，时间久了，你自然而然地就会有一个愿望，就想表达，就会把笔拿起来，是诗歌的方式、散文的方式还是小说的方式这个不重要。热爱表达自己的内心，好像是我们这块大地上所有人内心的愿望。这个愿望非常宝贵，这个愿望不是GDP，不是人民币，它也许不能带来一个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东西，但其实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非常多，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活。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家乡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东西，就是文化的繁荣，甚至可以用“昌盛”这个词来概括。我们的市委书记，一见面就跟我讲，我们兴化如果一定要跟外地去竞争，经济可能不占优势，但是在文化上面，我们有许多事可以做，有许多牌可以打。在这里我还特别要为我们的宣传部长点赞，工作确实干得好。包括帮我建立了毕飞宇工作室，这个说起来好像是我在做了很多事情，但其实这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大前提的，有个大氛围，许多人在一起努力。如果文化的氛围不好，把图书架在一个房子里面，那最多就是个书库，书库和图书馆是不一样的，书库毫无意义，但图书馆有意义。为什么？在图书馆里面，有人的生活，有人的阅读，有文化的绵延、传递。

记者：在您的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家乡的影子，您怎样看待自己与家乡之间的联系？

毕飞宇：一个作家跟他家乡之间的联系，可能是直接的，比方说你在一个地方采风，把一个具体的事情记录下来，这是一个有直接联系的东西；而实际上许多时候一个作家跟家乡的自然、文化，这种关联非常间接。就是说，这个地方出生了一个艺术家，然后在这个地方吸收最基础的文化元素，但有时候这个文化元素是不管用的。它需要拓展，需要有更多的外部元素，甚至于其他民族的、世界的文化元素，跟这个文化之间产生互动，产生化学反应，然后发酵。这一发酵，就会生动，就很活泼，就很有价值。你一定要我唱一个家乡文化的赞歌，我唱不出来，这也没什么意义。但我想强调的一条——一个人无论他从外面吸收多少东西，最后都要归位于他的本土，归位于他的故乡，外部的营养和他的故乡发生作用之后，然后一点一点产生意义。从我来讲，我愿意把我家乡的文化，兴化这个地方的水土，看成我内心的一个“母题”、一个母元素，在这个元素之上，有成长、有变异。你让我具体举一个例子，我举不出来，但别忘了，一个人他的性格、他的语言表达方式，他的语言组织方式，他的情感方式，其实都和自己的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联系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联系是隐性的，但在我看来，这个隐性的东西，比显性的东西更有价值，因为它是决定性的。酵母在粮食里面是如何发酵的，我们都看不见，但是酵母知道，粮食知道，酒知道。

记者：对“文学义工”如何定义？

毕飞宇：市里很关心文化事业的发展，很久以前就给我建立了工作室，工作室就是我、庞余亮、金倜还有郭亚群几个人在弄。但是任何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得很好，具有更强的服务性，靠三四个人是做不了的。做不了怎么办？靠大家。在兴化这个地方我之所以觉得内心很温暖，是因为当我们产生了靠大家这个愿望之后，这个大家，是可靠的，是靠得上的，他一定会站出来，为这个事业无偿地劳动。所以在毕飞宇工作室里，每次我们需要义工的时候，都是几百个人报名，然后我们选择一部分，义工顾名思义，是没有报酬的，当然我们也没有。但我们都不傻，是吧，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没有任何报酬，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这说明，回报是有的。什么回报？它不是金钱，它是精神性的一个东西，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意义。那么多兴化优秀的教师们，在广场书屋里做义工，他们有一个具体的服务对象——兴化人，尤其是兴化的孩子们。人人都有孩子啊，为孩子服务，就是为自己服务，为孩子服务，就是为自己的未来服务，因为孩子会长大。所以我始终在工作室反反复复灌输一个理念，我们一定不能抱着收获的心态去办文化事业。我们不收获，哪个孩子在哪个竞赛得了个大奖，哪个孩子考上了哪个大学，我们不考虑这个。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像一个傻乎乎的农民，就只是播种。我们把种子扔到大地上去，然后我们盼望春风，盼望阳光，盼望雨水。只要有春风、阳光、雨水，那个鲜活的生命一定会长，你挡都挡不住，你用一块石头把他压住，他也一定会从石头缝里冒出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要诚挚地感谢我们兴化的这些文学爱好者们、义工们、教师们、市民们，包括我们的市领导。我们的市委书记、宣传部长都去做过义工，也是无偿的。如果有一天，在我们兴化，通过文学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工意识，不仅仅是为文学服务，为未来服务，我们也可以为医疗服务，为老人服务、为交通服务，为城市卫生服务，为大自然服务。如果我们一点一点地让家乡的市民都产生义工的意识，我觉得我们提升的一定不仅仅是我们的文学，不是多出几个小说家或者诗人，不是我们多出几部小说或者诗歌，我们收获的是一个更好的自己。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服务社会、服务他人、服务自己，这个不是大口号，是真的。我特别渴望，通过毕飞宇工作室和广场书屋，在兴化建立起根深蒂固的义工意识。

记者：我们知道，您现在是南京大学的教授，那您是怎样处理小说家与学者之间的身份转换？

毕飞宇：南京大学有很多好的文学教授，但是他们毕竟不写作。面对一个作品，史学家怎么看，美学家怎么看，和作家怎么看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是具体实践的人，我们有非常感性的部分。我在南京大学，主要是把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很感性的那个部分呈现出来，用很感性的方式，去分析和解读作品。这样一说你就应该明白了——我还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学者。在南京大学我是不上课的，我做什么？我做讲座。什么是讲座？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就是这样一个小体量的逻辑体系。什么是上课？上课是讲课程，一个课程要讲一个学期，一年两年，那是一个巨大的逻辑体系，需要特别充分的知识储备，我不具备那样的知识储备。说一千道一万，从本质上来讲，我一直是一个小说家，以后也还是一个小说家，永远是一个小说家，南京大学真正希望我发挥价值的还是小说家的部分，不是学者的部分，所以不存在身份的转变。

记者：在兴化，有很多坚持写作的本土作家，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毕飞宇：所谓本土和非本土，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区别，就是你在哪儿写作，你是在故乡内写作还是在故乡外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哪写作都一样，你在客厅里写，还是在床上写，还是在厨房里写，还是在卫生间里加一个桌子写，都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我就想对这些依然生活在本土的作家们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出好作品来，这是我要表达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可能更重要，虽然我刚刚讲了，在哪儿写都一样，其实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是，你的内心有没有产生对抗，只有对抗，空间才会拓展。什么意思？如果你始终生活在本土，你的内心不接受外部文化的冲突与对抗，你很难真正了解你的本土。这个话说起来有点不符合逻辑，我整天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反而不如离开这片土地的人了解这片土地？但我说的是真话，任何东西都需要映照、需要比对，当你有了外部文化，或者站在外部文化的立场上回望故土的时候，有些东西的判断会更加准确，会更加深刻。所以如果一个人有机会，离开了本土，他内心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对抗，可能会更加强烈一些，空间可能被这种冲突带得更为阔达。那么你可能马上要问我，那我的生活没有这个机会，我一直就生活在本土，怎么办？阅读！多阅读，通过阅读，通过电影、戏剧、小说、诗歌和外部世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寻找本土文化与外部文化的同和异，自己去建构这种文化的对抗。尤其是要给自己提供一些机会，多往外走，在外面多结交一些朋友，多对话，多争论，对话和争论对一个艺术家来讲永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在争论的过程中你可以发现本土文化的好与糟，你可以看到外部世界的好与糟，你的目光会更加敏锐、感受力会更加敏锐、表达力也会更加敏锐。

当我们在本土写作的时候，内心不能有任何的不妥，我就在自己的故乡。但与此同时要告诉自己，心灵是有疆域的，不能因为身体处在故乡，我就把我的一颗心，把我的价值体系，都建立在这个方寸之地，要尽可能让它拓宽。一个永远看不见外部世界的人，永远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人，终究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多读、多交往、多争论、多探讨。

记者：未来，您对毕飞宇工作室、广场书屋有什么期许？

毕飞宇：没有什么特别的期许。我想我们会这样坚持把这些事做下去，继续耕耘，不问收获。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场景：当我年老归乡，在书屋内能看到几位长者带着自己的晚辈来看书，然后跟晚辈们说，你看，我当时也在这里看过书。事实上，我们就想提供这样一个地方，在喧嚣的都市里，在生活的烦扰中，让你能静下心来，即使你不读书，在书香的萦绕下，或聊天，或品茶，让身心得到安宁，让自己接受文学的熏陶，这样，书屋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