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薇

五里，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与兴化化肥厂一水之隔。

化肥厂的临时工大部分来自五里，我心下猜想，这或许是早前就订下的协议吧。厂子征用了五里的土地，就得照顾五里的农民到厂里来打工挣钱。两千多名的合同工与临时工，星布在厂子的各个岗位，虽无亲如一家的黏腻，却也是融洽的。毕竟追本溯源，哪一个不是农民的后代呢？

所有化肥厂子女的童年，无一例外地都会因着父母的关系而与五里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至于日后的怀想，那更是会时时侵入到绵绵乡愁中来的。

除去那些不曾记事时的亲近，真正踏上五里的土地，是在我七岁那年。

七岁，母亲觉得让我去城里上学尚为时太早。我的生日小、腼腆、不爱说话，种种原因让母亲决定依然把我留在身边。然而河西的幼儿园是不会再去的了，一架秋千，几匹木马，又如何能满足七岁孩子对外界日渐蓬勃的向往呢？我要上学，我坚持着要去上学。

五里有一所小学，于是母亲将我送进五里小学读一年级。我已经记不清五里小学大门的朝向。所有启蒙的数字与拼音，也一直在模糊的记忆里跳跃着，无法细辨。

从河西到五里小学，蜿蜒着一条清澈的小河。我一个人背着书包，沿着河畔去上学。

小哥去城里上小学，父亲与母亲在厂里三班倒，他们都无暇顾及到我。我不介意自己是一个人，我踢踏着小石子，自由地一路行走。心的自由，不应该有喧嚣。

一个暮秋的早晨，父亲上大夜班，还没有下班。母亲赶着做一家人的中午饭，然后去上白班，小哥已经乘厂车去了文林小学。

“这个天气，你可怎么去上学啊？”母亲扭头看着门框外的雨帘，声音飘过来，和着淅淅沥沥的雨声。

我没说话，背上书包踮脚够着身子去拿挂在墙上的黑色长柄伞。我在用身体的极尽所能来告诉母亲，我才不在乎。

“你这丫头，就是犟！”母亲转身过来帮我拿了伞，不再说什么。

我打着伞，穿上红色高筒套鞋，那是母亲托厂里的采购员从外地买回来的。有了漂亮的套鞋，下雨未必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怎奈出门后风大雨急，地面上满目枯黄的断枝残叶，我两只手紧紧握住伞柄也是吃力。过了河西马路，我突然间有些怯了。高垒于河面通往五里小学的窄小土路，经过雨水的浸泡冲刷，很是黑亮滑溜，歪歪扭扭烙着一些或深或浅、或大或小的脚印。

若是没有长柄雨伞与河畔柔蔓的垂柳，这一个突如其来却又似乎是早有定论的跟头，一定会要了我的命。我已经滑下河畔，手里紧握着的伞柄勾住了一棵柳树的叉枝，救了我。幸而瘦弱身轻，我在雨中挣扎着爬上了土路，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浑身是泥，惊怵得一时忘记了哭泣。愣了好半天的时间，才想起往河西家中走去，一路呜咽，不能自已。回到家中看见下夜班的父亲，终于放声恸哭。

淋了雨，加之受了惊吓，我病了。三天后，高烧退去。我更是脸色苍白，瘦了一圈。

“咱以后就不去五里上学了啊？”母亲说，眼里似有泪花。

“不，我要上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河畔依然是垂柳柔蔓，我依然是一个人背着书包，每天行走在通往五里小学静谧的土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