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生文

南宋淳煕年间（1174—1189），高邮人陈造受兴化知县叶蒉的邀请，为新落成的兴化县学撰写了一篇《兴化县移建学记》，全文抄录如下：

叶侯令兴化之明年，以县学湫隘颓倾，访得旧址规复之。又明年，毕其工。祀有庙，讲有堂，为门为斋，庖库井垣，甚备而固。巨湖映带，轩豁旷爽，财出于积累之余，官不与其费；工取于游手之募，民不知其劳。又籍羡田为养士之食。驰书吴门，求记于高邮陈某，乃为之言曰：

有民必有士，有政不可无教而化之，逮乎下也盖深。民治于人者也，士则将治民者。民也而为士，孰使然？而刑驱威制，必欲不吾敢犯，果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详于教，乃可以善其心。古者取士于民，以为公卿大夫，共天子之治，迪民之性，有以扰服销祓其奇，袤好利之念，是立之学。京师为太学，诸侯为泮宫，固也。而党有庠，术有序，家有塾，夫化行而不究于下，非治之至。三代之学，于其细焉不遗，其亦深矣哉。《左氏》记不毁乡校，诗人刺子衿挑达，皆于区区之郑言之，郑之人所以能枝强邻大邦，其民爱君，效死而不叛，岂无所自而然？当时大国可知。文武成康盛时可知，皇家以文治，凡山区海濒百家之聚，无不建学，斯足以见圣化之深且远。

兴化虽小邑，然介于海陵高邮之间，二郡昔号多士，名辈相望，民纯恪易治，兹岂非根原于学而贤师帅教养之效？是邑也，不应顿异。而士之才彦未多，民斗讼未稀，与所闻大不同。侯病之。病之，而不得其术，则何益矣。故其为政，汲汲于学。经营之始，人知其难。侯意愈坚，曰将有遇，请于郡。时守赵公贤而文，欣然从之，畀以大木百章，而继之以钱若米。部使者亦嘉其意，赞其决，果克竟其志。今之为邑，旦夕金谷狱讼簿书是课，孰知有所谓学，置不问，于法令无责，而金谷狱讼簿书一不副上官意，谴诃立至，可谓难。而用小邑，作久废，时无赢羡，卒而成，又甚难。侯贤者也，不小是邑，切切求所以治民之本。而临于上者，假之于金谷狱讼簿书之外，尤贤哉！事以贤立，而多贤不易遇，故予乐为书之，以道邑人喜慰之情。因述古人建学之意，而期其士民于方来，有以满足侯之望。

侯名蒉，字进卿，盖石林先生之孙云。

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明代之前里下河地区的府志、县志都已散佚殆尽，流传至后世的唐宋文献也不多见，其中与兴化有关的文字记录尤其稀少。而《兴化县移建学记》撰写于南宋时期，文中保存了南宋时兴化民风、教化、建置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就显得尤为珍贵。

文章的写作时间大致是在南宋淳煕年间（1174—1189）。《嘉靖兴化县志》载：“淳煕，叶蒉，振举风俗，士民德之”；《万历兴化县新志》载：“淳煕，叶蒉，振举风俗，士民德之。自淳煕至嘉定，凡三帝十八年间无考”；《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载：“淳煕，叶蒉，振举风俗，士民德之。”当然，根据《兴化县移建学记》的记录，我们还可以更为精准地确定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

陈造，南宋高邮人，生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淳煕二年（1175）进士，淳煕十三年（1175）至淳煕十六年（1178）出任平江府教授，在此期间与文坛名家范成大等人交游唱和，以诗文创作名噪一时，有“淮南夫子”之称。范成大称赞说：“使遇欧、苏，盛名当不在少游下。”

《兴化县移建学记》说：“驰书吴门，求记于高邮陈某”，可见此时陈造并不在高邮，而是在苏州，也就是平江府教授任上，由此推断，此文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南宋淳煕十三年（1175）至淳煕十六年（1178）之间。

“淳煕”是宋孝宗所用的第三个年号，此时宋金两国已经签订“隆兴和议”，结束了长期的战争状态，进入一段长达40年的和平期。南宋君臣励精图治，锐意恢复，对内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兴修水利，勉励农桑，重视农业生产；对外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积极备战。宋孝宗在位期间，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稳定，是宋室南渡之后难得一见的繁盛时期，史称“乾淳之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县叶蒉重修了兴化县学。另从《兴化县移建学记》的记载来看，叶蒉修建兴化县学的直接起因，是为了实现以教化改良民风的政治目的。

残酷的宋金战争不仅重创了里下河的社会经济，同时也改变了地域民风。南宋时期里下河民风的转变主要是受外来移民的影响，宋金战争期间，尤其是靖康之难后，有大批中原难民先后南迁，这些人自愿或者不自愿地抛弃故土，来到里下河完全陌生的土地，他们放弃原先的生产、生活习俗，以及原有的一切地位、荣耀。当年世代簪缨的家族已成一场幻梦，他们必须直面现实，为了生存与冷酷的自然，与残酷的社会做各种斗争，风餐露宿，生死难测，忍辱负重，委屈求生，由此养成不安现状，带有强烈反抗精神的集体性格，同时也改变了北宋时期“纯恪易治”的里下河民风。

陈造在《上王参政奏札》中说“（高邮）风俗纯质，土物有中原气。近者南北杂处，渐不如旧”。又在《殖轩记 》中说：“（高邮）俗淳朴，异他邑。自顷南北杂处，其习庞戾夸竞陵暴，尤嚣于田讼，不复承平之旧”。两段文字都明确指出，里下河民风已经由北宋朝的儒雅淳厚，质朴纯良，转变为南宋时期的坚悍强忍，尚武好斗。追溯民风转变的直接原因，则是所谓的“南北杂处”，即大批北方移民的迁入，外来移民与本地民众之间由于生产、生活习俗的差异而发生争执，尤其是在田亩等生产资料的分配上，争议尤为激烈，所以陈造在《殖轩记》一文中有“尤嚣于田讼”的记载。

兴化与高邮毗邻，南宋时高邮控扼淮扬运河，又有运盐河与兴化、盐城相接，战略位置十分显要，因此升格为高邮军，辖有高邮、兴化两县。所以南宋时期高邮民风的转变，实际上也包含了兴化民风的变化。陈造在《兴化县移建学记》说：“而士之才彦未多，民斗讼未稀，与所闻大不同”，这是说南宋初期兴化文教相对落后，民风较为彪悍，与之前听说的有很大不同。说明兴化民风较以往而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与孔孟儒家倡导的“仁孝爱悌”的政治理想渐行渐远，由此引发地方执政者的忧虑。

“美教化，移风俗”是孔孟儒家大力主张的治理手段之一，也是孔孟儒家教化思想的精髓之一。兴化知县叶蒉是南宋名臣叶梦得的孙子，受儒家思想浸润颇深，有《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等著作传世。因此叶蒉不遗余力地强调教化的功能，并为此重修兴化县学，“故其为政，汲汲于学”，也就在情理之中。

从文中内容来看，叶蒉的政治主张受到了上级官员的欣赏与支持，并且在扬州知州以及朝廷官员的帮助下，最终完成了兴化县学的移址与重建。

南宋初期，兴化县学已经长期失修，以至于“湫隘颓倾”。经历了两宋之交数十年的战乱，里下河社会经济遭遇重创，城镇乡村焚掠一空，兴化县人口损失十分严重，一度被降格为“镇”。《宋史·地理志》记载：“（兴化）旧隶扬州，改隶泰州，建炎四年（1130）来隶，绍兴五年（1135）废为镇，十九年（1149）复县，隶泰州，乾道二年（1166）还隶，寻又隶泰州，淳熙四年（1177）复旧”。

南宋绍兴年间，知县黄万顷带领兴化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记载：“黄万顷，绍兴中知县，安集人民，修葺县治、仓库、学校，有关政典者悉为创建。”

由以上记录可知，南宋初期在黄万顷的主持下，兴化县学已经得到修复，不过受限于当时的人力与财力，此次修葺后的兴化县学规模较小，并且不在北宋时期范仲淹所建县学的原址上，这其实也暗示了在宋金战争期间，北宋时期所建兴化县学已经毁于战火。兴化知县叶蒉选择在北宋原址上重修兴化县学，从文化层面来说，他所修复的并不仅仅是一座学校，而是重续了兴化文脉。

兴化，有“兴盛教化”的涵义，明代《万历扬州府志》解释说：“兴化义无所考，旧志以杨行密‘觊兴其化’，疑或然也。”正是在“觊兴其化”的政治理想推动下，这片潟湖沼泽之地，逐渐生长为人文荟萃的里下河名县。《万历兴化县新志》说：“兴化僻处东海，斥卤之地，赋重民罢，物力少诎，而人文蔚起，学问好修不减邹鲁。若乃省阁名公、朝廷元辅、谏垣台宪、秘书藩臬、心膂股肱之佐先后踵出乎其乡，诚缙绅之渊薮、人才之都会也。”

兴化文脉薪火相传，绵延千百年枝繁叶茂，这是一代代兴化先民苦心经营的结果，也是无数名宦先贤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这其中也有兴化知县叶蒉的一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