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 健

对于母亲的回忆，最深的印象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那是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要到家门口时，迎面看到母亲在匆匆的人流中向我走来，见到我，笑着牵着我的手回家。我看到母亲红润的脸上有微汗，却显得格外地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那时，在我的眼中，母亲的样子真好看，走在母亲的身边，我快乐而又骄傲。这个情景定格了我心目中一辈子母亲的形象。

是的，在我们这个县城，母亲的美是出了名的。那时，我们做子女的常常听到母亲的同事和亲友甚至不相识的人夸赞母亲的容貌气质和穿着的大方得体。

其实，我的母亲戴翠银（1927—2004）出生在兴化革命老区（原老圩乡三村，现为安丰镇联合村）一个贫农家庭。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在正式参加工作前，于一九四七年就入了党。解放前后，母亲历任乡、区妇联主任，昭阳镇供销社主任，兴化县人民法院审判员，兴化县日杂果品公司经理等职。一九六八年调任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退休前调县贫协工作。

母亲没有上过什么学，只是在工作前后，参加过文化识字班、干部培训班之类的学习，算是高小文化程度。但母亲气质出众，她身材匀称，五官精致而端庄，举止神态中透着一股当年革命老区妇女干部洒脱、质朴的美。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有很高的审美天赋。平时衣着讲究，但绝不奢华浪费，她总是善于用普通平价的衣料，自己选择甚至设计式样做出大方得体的衣服，使人看上去总是那样舒适时尚。

母亲参加工作后，有抽烟的习惯（早年在革命老区参加工作的妇女干部中，有不少是抽烟的）。我们常常看到母亲在与同事或群众谈工作时，抽着烟，说着话，不仅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反而有一种当年妇女干部干练潇洒的神态。后来在退休前，母亲在我们不经意间戒了烟，以后再也没有见她抽过烟。

母亲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干起工作来，总是全心投入，劲头满满，不知疲倦。有时为了做好一件事，完成一个任务，她总是千方百计甚至废寝忘食地工作。她常说，事情做不好，吃饭也不香。直到工作有了眉目，她才露出胜任愉快的笑容。

母亲性格要强，能力突出，又善于同事合作共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取得出色的成绩。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母亲下班回来，带着从单位得到的各种奖状奖品，喜笑盈盈地回来与全家分享取得工作成果的喜悦。

母亲的人缘极好，她待人热诚，乐于助人，别人托她的事，有求必应。有时主动关心帮助遇到困难的同事和普通群众。但如果遇到别人请托的事，与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冲突，她也毫不含糊坚持原则，同时，还积极做好对方思想工作。记得她在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时，常常有亲友来找她帮忙，希望能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网开一面。有一个平时处得很好的亲戚，在计划生育问题上违背政策，态度十分固执，当时的公社、大队干部工作都做不下来。母亲知道后，趁她一家人上门来请母亲帮忙时，严肃批评了她，进而又苦口婆心，宣传政策，耐心劝导，最后在母亲深入细致地说服动员下，这位亲戚终于化解了原有的固执，积极配合基层干部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实行计划生育。

由于母亲的协调能力强，又善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对同事、对亲友总是一腔热诚，积极担当，因此，她无论到哪里，都能得到同事、部属的尊重和信任。

在家庭里，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与父亲有所不同。父亲平时对我们相对宽容，不轻易批评，但遇有我们犯错出格，发起火来，我们也很怕。母亲性情直率，眼里容不得沙子，见到子女做了不对的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批评不留情面。我是兄妹五人中的老大，生性倔强，顽皮好胜且好奇心强，常常犯浑惹事。加之我那糟糕的情商，许多事不懂得理解体贴父母亲的爱子之心，常常与母亲发生冲突，甚至顶撞母亲，惹得母亲着气动火。特别在我个人婚姻问题上，那段时间是我与母亲冲突最多最激烈的时期。主要是因为我所处对象的家庭政治背景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世俗观念严重相抵，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这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情。母亲激烈反对，而我又心意已决，不依不让，一度矛盾很是尖锐。现在想来，母亲为人一向重情重义，且多同情弱者，当时反对儿子的婚姻，实属出于无奈。为了这件事，母亲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经受了多少焦虑、忧心、烦恼的纠结和折磨。一切为了儿子好，同时又感到对不住儿子所处对象和她的家庭；一边是极左思想世俗观念的巨大压力，一边是儿子的决不退让。有多少次，母亲当着家人亲友的面，流着眼泪诉说着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及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极左思潮得到清算，社会偏见逐渐扭转，母亲的态度很快发生转变，她主动向我爱人及其家庭以她特有的方式释放善意，表达歉意，并和父亲亲自精心操办了我的婚事。

母亲就是这样口直心软之人，对我们子女，常常是狠在嘴上，疼在心里。我刚去部队当兵时，母亲知道我所在部队驻地，是全国少有的苦寒地区，工作生活环境很是艰苦。我在写信回家时，无意中又谈到我在思想、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母亲为儿子牵肠挂肚，我曾听父亲告诉我，那时母亲常常在夜里睡不着觉，为我操心担忧，暗自流泪。

母亲与父亲之间，也常常为家内家外的事争争吵吵，父亲有涵养、脾气好，争吵起来，母亲总是处于强势，有时甚至是不依不饶，但奇怪的是，许多事最后还是按父亲的主意办。当然，母亲也不是完全无原则退让，有些事，特别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她认为必须要坚持的，也会坚持到底。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到冲击，母亲也被涉及，并使得母亲的社会家庭角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兄妹五人都还小，父母亲工作都很忙，家务事也顾不上，一直有一个长期在我们家打理家务、照顾我们的保姆姨娘。文化大革命后，父母亲带着一家下放农村老家，不得不让在我们家朝夕相处十八年之久的保姆姨娘离开。母亲转为家庭主妇，她家务杂事、田间劳动样样都干，毫无怨言。自那以后，即使回城，再也没有请过保姆。特别是父亲退休前后，身患重病，生活逐渐不能自理，母亲带领我们子女，为父亲服药进食，换衣擦洗，一直服侍在侧。后来虽然请了亲友帮助，母亲仍不离不弃，操持一切。这一坚持就是十年，直到父亲去世。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负担虽然有所减轻，但她又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照顾子女家庭乃至第三代身上。晚年母亲主要与二弟住在一起，有时也在几个妹妹家住些天。那时，因为我调泰州工作，爱人和孩子又在扬州，很少照顾到母亲，倒是母亲时时关照着我的工作生活，每有需要，老人家亲自协调、关心到位。

母亲到了晚年，生活变得十分地低调，对人对事格外地宽容大度。她总是更多地想着别人，更多地念惜亲情友情。我们常常听到她念叨哪位领导同事、哪位亲戚朋友对她怎样好，总想着什么时候要补上这份人情，还上那份心意。并常常谈起在哪件事情上，曾与哪位多年的领导、同事或亲友发生过什么误解，虽然她自己受到委屈，但还是更多地替别人着想，总想着有机会与对方谈心交流，以释前嫌。

母亲年轻时，曾得过肺结核病，后来留下老慢支的病根，晚年常常发作，她不想多麻烦子女，总是自己就近在小诊所挂个水。有时病情严重了得住院，也是妹妹、弟弟照顾得多。记得母亲发病时，我每次回来探望，总喜欢搬张椅子坐在母亲床侧，握着母亲的手，和母亲说着话。有时什么也不说，就这么握着手坐着。母子心灵相通，看着母亲脸上露出的慈祥和欣慰，我同时也有一种身为人子奉亲在侧的感觉。但是坐一会后，母亲总是催促我早点回去上班，生怕影响了儿子的工作。

在母亲病情危重的最后关头，我从外地匆匆忙忙赶回来，直奔母亲的病房。兄妹们围在母亲的床前，母亲已经昏迷不醒。我握着母亲的手呼喊着：妈妈，我是吴健。母亲突然叫了一声我的名字，以后就再也没能说话。在抢救母亲的过程中，我一直握着母亲的手，如果不得不离开一下，就将母亲的手交给弟妹们握着。我们一直希望这样能够将母亲从死神那里抢救过来，但最终我们仍然万般无奈地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不得不与我们撒手而去。

在我们兄妹五个中，我身为长子，更多地承受了父爱和母爱，父母亲为子女操心操劳最多的是我，母亲担忧流泪最多的也是我，而我对父母亲的孝敬，尤其对母亲的照顾和体贴，心虽有余，却尽力太少，每想到这些，我总是痛悔不已，泪流满面。深感负疚母亲、心疼母亲、感激母亲！

母亲出殡那天正处隆冬腊月，来了很多的亲朋好友和母亲的同事、老领导以及邻里乡亲、故交旧识等等。腊冬清晨的天气虽然很冷，但却少有的晴好，可算是万里无云，阳光透明。正当母亲遗体火化时，我女儿忽然抬头看到在晴空蓝天里出现一道明丽的彩虹，喊得大家都抬头仰望。在晴朗的早晨出现彩虹，我们都为这一景象惊呆了，我不禁脱口说出我当时心中涌出的心灵感应：这是上天在接应母亲升入天堂！我仿佛看到母亲在彩虹的辉映下注视着我们，一如我童年时的那次母亲下班回家见到的那个样子，母亲容光焕发、美丽端庄、神态从容。她一边频频回首，向我们微笑着挥手作别，一边向着彩虹冉冉升天，仙逝而去。这似真似幻的一幕，使得我们此生对于母亲的回忆和怀念，不至于那么沉重、哀伤，却更显真切、亮丽与隽永！

母亲大人天堂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