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根祥

眼下，开始进入农村的三夏大忙季节，我感受麦收是农人一年中最忙最苦的时候，年少时的麦收趣事不禁浮现眼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从兴化戴窑中学高中毕业后，高考无望，烦闷之际，到田间帮帮父母，好在上学期间一有空就下田“剐猪草”，练就了一些基本功，能够尽快地进入“劳动者”的角色。

村子里大麦收割在前。一大早，一家人就来到田间，开始割大麦，大麦短矮，穗子是扁的，我们低头弯腰，挥舞着镰刀，2亩地一上午就呼呼地割好，两捆一夹，三捆一挑，很快就把大麦把堆到田头，待棉花移栽结束后，再装上船运回去。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移棉花钵子。两个开塘器，我和大哥负责开塘，一人两行，顺着墒沟朝后退，父亲从河边的船上把带粪的泥浆舀到粪桶里，担到田间，在丢上化肥的塘里灌上泥浆，一个塘又一个塘。家里女人负责移栽棉花苗钵子，在镇上退休的两个姨娘舍不得我母亲，也起早过来帮忙，她们把秧池里的棉花苗钵子拨动挑选到担子里，然后担到开好的塘边，放学后的三弟也来凑热潮，一个塘放上一个土钵子，左手向下摁着土钵子漫上泥浆，右手拿锹铲土覆盖填实，这样移栽的棉花既有水分又很密实，烈日当空也能抵挡几天。全家人花了一个半天工夫，移栽就结束了，四行棉花苗整齐地排列在麦茬地里，它们在新的天地自由自在地生长着。

十几天后就要收小麦了，那一天半夜里，母亲就悄悄起床，烧水煮粥涨饼，搅拌一下晚上和好的馒头酵子，用铜勺到盆子里舀上一勺子面，沿着铁锅上口，往下缓缓流淌，一个大锹型的涨饼呈现了，锅膛里的火势稍猛，靠锅的饼面烤出枯焦味，母亲连忙舀上一勺子香油贴住锅边浇上，焖了一会儿，五六块饼一起出锅，再贴几锅饼，一天收麦的主食就解决了！父亲也早已起床，把家里的镰刀一把把放到磨刀石上，反复地磨着，正反面都磨出光亮。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打着呵欠，也懒洋洋地起床了，带上涨饼、薄粥、茶水，系上头巾，戴上草帽，一大家子人走在蜿蜒的小道上，下田收麦了。

一块田，南圩子长33丈，北圩子荒四亩达38丈，一般分四个畦子，我们每人一畦一趟往前割，我也一样，右手拿着镰刀，随后奋力地向前割。没多久，我便热得汗流浃背，豆大的汗珠不断至额间滚落，慈爱的母亲心疼不已，不住地喊着“小伙，喝点水，做活计不着急，不能做伤啊！”我听话地停下来喝水吃饼，补充能量，稍作休息又挥汗上阵。抬头望着很远的田头，暗中我给自己鼓劲：加油，一刀一刀地割，只会越割越少，总有割完的时候。就这样，我埋头弯腰，不停地挥舞着镰刀，一步一趋向前挺进，时间悄悄过去，烈日当头之际，我第一个到达终点，这时候的我就像从河里上来的，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斑，手上磨出了几个水泡，疼得钻心，那年我才18岁！

麦子割好捆好，还要挑上船，这时候的主角是男儿，我也责无旁贷，稚嫩的肩膀上扛着两头麦把的叉子，一趟又一趟，一回又一回，肩膀上火辣辣的，一摸肩皮磨破了，实在吃不消只能双手举着叉子向前移。

到了场边，全家人一气呵成，将船上的麦把拖到打谷场上。记得小时候是在石磙子上人工打麦，以后是老牛拉着石磙碾压，后来用手扶拖拉机碾压，我在家种田的时候已经用机器“小老虎”轰麦了。父亲和大哥负责“喂老虎”，麦把解开后匀两次推给“小老虎”，如果太多或整捆就会噎住，不是脱不干净，就是“小老虎”动力不够削带子。喂机的人需要眼明手快，否则就会误工延时。脱粒结束，喂机人的脸上、身上全是灰蒙蒙的，只看到眼睛在转，嘴巴在动，鼻子、眼毛、头发上呛满了灰尘，吐出来的痰黑乎乎的，这是一项最辛苦也是最危险的岗位，我也上机喂过几次，父亲还是不放手，导致我在这方面是半道数。我主要是叉草、铲麦、解麦地，做些相对辅助的工作。这时场上的邻居也来帮忙，一般不是无偿的，是要还工的。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两台的“小老虎”，每个场上还要抽签拿号，一般按麦子到场先后顺序，不是随时就能脱粒的。

麦草分离，到了扬麦阶段，这可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我也学了几次，技巧拿捏不准，就会把麦子扬到麦稳里，害得又要返工，关键时候还是父亲或大哥上。只见他们手脚联动，动作协调，顺着风向，根据风力大小，板锨插入混合体里，挑出一半朝天空撒去，形成一道优美的弧线，是那么的飘逸、洒脱，缓缓在空中拉开，微风拂面，麦稳飘向边上，麦粒直落地面，不一会儿，面前就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麦堆，没有一丝杂物，满眼都是黄澄澄的麦子。运走麦稳，摊开麦堆，晒上两个好太阳就进家做口粮，多余的卖给粮管所。麦草也是一样，留足自用的，其余送窑厂烧砖瓦。接下来我还要给邻家伴工，有一个工还一个工，那段时间打夜觉、夜摸星是正常不过的事。回家躺在铺上，浑身腰酸背痛，说不出的滋味。母亲舐犊情深，把晚饭碗送到铺边，端给我吃，而她更是劳累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