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泉根

从丁沙沟回到古镇，父亲和他的车一样的疲惫和落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后轮胎明显瘪了下去，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母亲以为父亲是抽空回来看看的，住上一两宿还要走。等看到父亲从车后座上取下棉被搪瓷缸以及塑料盆时，才知道父亲这次回来不走了。

“怎么，人家把你辞退了？”母亲的反应像挨了一刀的鱼，恨不得立马溜到丁沙沟，问个青红皂白。父亲是退休后被挖走的，挖他的人费了心思，用了两包茶食和一大堆承诺。那家厂子专门生产木质马桶盖，远销国外。在厂里，父亲负责锉锯条。父亲是木匠，凭斧头吃饭，侍弄锯条纯粹是业余爱好，但歪打正着，他滚镗的锯条无可挑剔。

母亲还在忿忿不平。父亲说，别啰嗦了，是金融风暴，和厂里没有一毛关系！厂里对他不薄，父亲不允许任何人说厂里坏话，哪怕是母亲。

母亲不吭声了。父亲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交给母亲。他两个月的工资。母亲数了三遍，八百二十元。母亲打开衣柜，小心塞到折叠得整齐的旧衣服中间。

父亲呆坐着。母亲知道父亲的心思。父亲的心思在我的三弟身上。三弟读研，还剩最后一年。三弟运气不好，大专毕业正逢国家不包分配，父亲没有门路，三弟最后屈就一家食品厂，食品厂效益不好，每况愈下。两年后，三弟复习考研，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但必须自费。这些费用除了三弟自己工作时攒的外，全靠父亲在外面打工挣了。现在，父亲工作丢了，三弟的学费生活费自然成了问题。父亲一声不响，坐在一旁抽起烟来，抽了好几支。

两天后便是小满，空气里已经有了麦子的清香。以往，每年这个时候，家里总是弥漫起一股收获前的紧张气氛，让我心惊肉跳。我的任务是挑麦把，从田里挑到河边的船上。肩膀总是鼓得像个馒头。现在，家里已经没有麦子可收，一亩多的口粮田早已经扔给了人家——是我怂恿父亲这么干的。父亲的眼神告诉我，他后悔了。

父亲把家里的木头顺了顺，又把他的工具箱翻出来，该磨的磨，该锉的锉。磨好了，锉好了，父亲开始思考该做个什么。“打张桌子吧！”。父亲扔掉手里的烟头，说干就干。

家里刨花飞舞，镇上隆兴寺的复建工作也如火如荼。父亲没有去，准确地说是没有心情去。母亲倒是溜过去几次，时不时地运回来一些消息。

“气派。规模不小啊。”

“捐款的人多呢！”

听到“捐款”二字，父亲抬起了头，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捐是不捐，捐多少，母亲犯了难。母亲信佛，想捐，但三弟需要钱，父亲又刚刚丢了工作，母亲像个没钱过河的人，团团转。巷子里的本家六叔说，要捐，功德之事，为子孙好啊。母亲豁然开朗：我考上了大学，弟弟考上了研究生，不都是菩萨保佑的吗？捐！母亲终于下定决心。捐了200元。200元可是三弟一个多月的生活费。母亲先斩后奏。父亲笑笑，没有生气。

几天后，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站在了我的家门前，下巴有几根长长胡须在风里抖动着。

“沈会长，您怎么来了？”父亲慌忙搬来椅子。坐下的沈会长从家务事谈起，由远及近，从慢慢扯到正题：请父亲出山，刻功德碑，把每个捐款建寺庙的人名字刻在石板上，嵌在大雄宝殿的西墙。寺庙里已经从安徽购了十几块纯白色的大理石石板。

“帮庙里錾功德碑，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沈会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母亲连忙点头，抢着替父亲应承下来。父亲没有轻易承诺。

父亲终于来到隆兴寺复建的现场。可能是农忙，工地上并不忙。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快要封顶。院子的角落里，几块石板映入父亲眼帘，纯白色，像玉一样。父亲用随身带的卷尺量了一下：厚一公分半，宽一百六十公分，高六十公分。说实话，要想在几块石板上雕刻几百个人名，没有十足的耐心肯定不行。古镇不缺书法家，已经有人把捐款人名单用工整的楷书写在了石板上，等待父亲的是用錾子把几百个人名錾出来。两支烟的工夫，父亲答应揽下这活。当然是没有报酬的。

第二天早晨，父亲和第一缕阳光同时来到寺庙。父亲带着他的斧头。父亲小心翼翼地把石板平躺在一桌旧桌上，下面用齐头旧衣服垫实。父亲蹲下身子，按照石板上的字迹，左手握錾，右手持斧，轻轻地敲打，每錾一下，錾尖头腾起一朵朵小的灰色的雾，父亲的持錾的手也会自然地往后滑一下。錾好一个字，父亲会用嘴吹一下，用手摸了摸字痕，试着深浅。很快，父亲有点吃不消了，虎口有些麻酥酥的，而腾起的灰尘把眼睛弄得睁不开，他不得不停下来用手去揉。父亲坐在那，纹丝不动，等錾好了一个人名，便停下来，抽上口烟。

父亲总共錾了十来天，七百零五个人名，密密麻麻，排在六块石板上，宛如一幅长卷。坐在长卷前的父亲，烧了两支烟，才慢慢起身回家，头上尽是白灰，灰尘头发混沌不清。好几天，父亲手指僵硬着，不能屈伸。功德碑嵌在大雄宝殿的西墙上，落款处有时间：1998年，农历丁丑年制。彼时，父亲六十四岁。

八年前，父亲去世，劳作一生的他，终于安安静静地休息了。寺庙里，父亲刻的碑已经二十一年，岁月和风雨的侵蚀，功德碑字槽里的红漆已经模糊不清。说实话，父亲刻的字线条不算流畅，像蚯蚓爬行，每个字，一笔一划，弯曲的线条，宛如父亲额头的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