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友好

中学时，我对历史、地理很感兴趣，转学到了文科较强的大垛中学上高三。

学校在大垛镇南，北门码头边，梓辛河自西向东蜿蜒而过，不时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悠扬而绵长。

进了北门（正门），过道两旁各有一幢二层楼房，东边教师办公室、后勤和食堂，西边高三、高二教室。楼前几排是砖瓦房教室，再向前是操场。操场可不像现在草坪塑胶的环保舒适，一起风尘飞扬，一下雨大水汪。

操场南围墙里是学生宿舍，一隔为二，尊重女生，她们住东头。女生宿舍我从没去过。男生宿舍一溜排十几间，一进拱门，粥馊味、臭袜子味、硫磺膏药味，还有墙边阴沟的臭味。一开始觉得很难闻，过段时间，也就适应了。都是清一色的毛头小伙，讲究不来，真想讲究也困难。积重难返，学校领导很头痛。

我住校，隔几个星期跑七里地回家一趟，取交食堂的大米，父亲早就准备好一小袋焦屑，一小瓶脂油、一瓦罐蚕豆煮咸菜，饱餐一顿，再乘帮船到大垛。

一日三餐，一饭两粥，早饭加一个馒头。粥不熬饥，10点，放晚自习的铃声还没停，同学们就冲出教室，从校外茶水炉打了刚响未开的“开水”，冲泡家里带来的焦屑，洒点白糖，挑上一小勺藏着的脂油，那个香啊至今难忘。

总巴望星期天，因为有同学回家，留校的可以多吃几份饭。有时同学们熬不住饿，晚自习偶尔也窜到街上买个油饼，乃至剁点猪头、熏烧肉，沾些荤腥。殷万存有个亲戚在中心医院做事，几次晚上他和我溜出校门，到亲戚那蹭吃，两人有回还喝了碗大麦烧，酒是用盐水瓶从家里偷了放在米袋的。

大家对穿着没多少考究，梁锦鸿与王云山打赌，一件外衣穿了整整一学期没洗没换，绿军装变成了灰土装。那时，有件军装挺稀罕的，尤其四个兜的。有时同学也臭美。我、刘兴文、刘长海从牙缝挤出“经费”，在镇西街裁缝店裁了件小喇叭裤；杨春福标配动作扬头甩发，洒脱万千；徐桂松时不时用右手抹一下前额，可能头发上了发乳；习惯了麻花辫、齐耳短发，“根号3”新烫的一头卷发，让不少男生上课走神；毕业纪念照上，大家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其实行头都是照相馆的。

学校对高三特别重视，文科班、理科班安排在西北角的二楼，闹中取静，登高望远。

天刚蒙蒙亮，操场上大喇叭就响起了张行的《迟到》，催促同学们起床锻炼早读。晚上12点了，不少同学还在教室复习预习做试题。机房不发电了，大家用蜡烛。同学借机问个题目、传个纸条、给个眼神。课桌上的烛光亮了许多。

食堂小门出去、围墙东边是庄稼，同学们的后花园。月上柳梢，青草萋萋，时常让少男少女流连。周末，我们也去较远的地方散心，一次，我们七八个同学逛到镇西北的农科站，在唐港河西，有三层楼，应该是大垛的至高点。攀上楼顶，晚霞满天，平畴一望，真有点“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条件艰苦，学习紧张，竞争激烈，但师生、同学、班级关系融洽。垛中的老师很优秀，也很敬业，舒洪亮、孙光释、杨定生、徐桂林、裴松所、傅兆兵，杨书祥，理科的杨杰、刘华、李春荣……，有好几位老师后来到了南京中学、兴化中学任教。

但凡在庄舍上小学乃至初中的，英语和汉语拼音，一般都有些先天不足。我尤其明显，英语每次考试蒙都蒙不过20分，拖了后腿，预考没过，打道回府。那年高考，好像英语开始按100分算入总分了。

那个年代我们心理素质好，考得不好，顶多在家睡几天，然后该干啥还干啥。不行，复读。再不行，回家种田、开船、学手艺、做生意，天无绝人之路。

复读了。我抓紧时间重点攻英语，从初一课本26个字母同步练习开始，一页一页地啃，一点一点地悟，成绩稳步提升。

临近高考，同学们更加努力。家住学校的陈主任和师娘包了不少粽子，送给我们。接过粽子，我们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激。

7月6日，我们从大垛乘轮船上县城高考，吃住在城东的供电局招待所，考点是城北中学。学校安排的住宿和伙食都不错，只是天太热，加上多少有些紧张，不少同学吃不香睡不着，包括我。考过语文，我到招待所附近的四牌楼商店买了些咖啡糖和夹心华夫，一提神、二充饥。

高考过后，我们窝在家里估分数。刚开始，信心满满，估分蛮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数越估越少。

听说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约上邻庄的兴文一起去学校，七里远的大圩，从9点踯到11点多。校长室前，舒校长拿着成绩单，一脸笑意。我们终于释怀，三步并作两步，半个钟头不到就到了家。抬头一看，天高云淡。那一年，大垛中学文理两班被各级高校录取的有50多人，其中不乏重点高校。

离校已经30多年，垛中两年学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仍时时想起校园走道两旁婆娑的梧桐树，想起与老师、同学相处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