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正华

朋友发给我一张图片，一茎灰白的纤枝，几片椭圆的绿叶，却缀着三四粒绯红的果子，仿佛婴儿的小指，嫩嫩的，似乎透明。我脱口而出——枸杞钉子。

是的，枸杞钉子，虽然图片上看不出，但我知道它瘦弱的枝条上定然长着蒺藜一样的尖刺，小时候我不止一次被它刺过。那时，不懂得什么叫棘，称之为“钉子”。

在串场河边向阳的爽水坡上时常会看见一簇嶙峋的绿色，枯瘦却坚韧，夏秋季节挂满了鲜红的浆果，仿佛一位贫瘠的母亲竭尽所能孕育出的一群粉妆玉琢的儿女。看着那些绯红的果实，我心急火燎地伸手去摘，一阵尖锐的刺痛袭来，手指上已经沁出了一颗滚圆的血珠，这才发现那枯瘦的枝条上居然藏着“钉子”，小心翼翼地摘下一颗来塞到嘴里，“呸”地一口吐了，涩涩的，淡而无味，还有满嘴芝麻一样的种子，绝不像看起来那样鲜艳可口。

后来去到“塞上江南”宁夏，在直指苍穹的贺兰山东麓，我见到了一望无际的枸杞林。实在想不到，这不足一米高的小小灌木，每一株都是那样单薄纤瘦，长在一起却可以站成震撼人心的壮阔。丰收时节，随处可见一匾匾一篮篮枸杞果，映着果农的笑脸在阳光下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就在那一刻，我坚信串场河边的“枸杞钉子”是个异类，像一个不肯安于现状的流浪者，离开了故乡的土地漂泊在异乡的山水间，最终活成了邯郸街头那个“匍匐而归”的寿陵余子。我甚至想到了“橘生淮北”，想到了老家的“洋而不像”。

我曾经从新疆带回几只哈密瓜，家里人吃完了瓜，把瓜籽小心收好，第二年种南瓜的时候一起种了下去，居然也长出了有模有样的“哈密瓜”来，只是那口味实在无法恭维。

对于外面的花花世界，国人大多是心生向往的，可他们又担心“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落得个“归来却空空的行囊”。思来想去，权衡再三，还是乖乖地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不敢越雷池半步。有人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他们斜眼努嘴窃窃私语，等着看笑话。谁如果从外面回来，说话带上一星半点儿外地口音，他们就编排出各种各样的段子来取笑。

流传得最广的段子是这样的。

某人外出当兵，三年后退伍还乡，看见自己的母亲，故意装着不认识，撇着侉问：“请问大嫂，某某家怎么走？”母亲见儿子“洋而不像”的，气得拿起扫帚朝他身上招呼。儿子依旧南腔北调地说：“这位大嫂，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也不能打人呀。”家里的老狗看见主人动了手，呲着牙就往上扑。吓得那小子一把抱住母亲，死声啕气地喊：“没得命了妈么，我才离家三年，妨不尽的畜生就认不得人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口流动成了近几十年最正常不过的事，几乎每个长假，都是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乡村，都可以听到五花八门的方言。普通话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再也没有谁去笑话说普通话的人是“山东驴子学马叫”了，甚至那些一辈子说方言的老头老太太，在自己的孙子孙女面前也偶尔会憋出一两句“地方普通话”，我就经常自嘲自己说了一口标准的“兴普”。

现在想来，那些长在淮北的橘子，那些长在串场河边的枸杞，何尝不是植物界的弄潮儿？它们率先走出了地域的藩篱，勇敢地在异乡土地上立地生根，最终找到了宜居的土壤，把家族的子孙繁衍到了天涯海角。西红柿、土豆、番薯、菠萝、玉米……哪一个不是漂洋过海而来？

再看看今天的都市，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苏锡常宁，哪一栋高楼大厦里没有来自农村的人在奋斗？哪一片灯火背后没有来自农村的人在欢笑？

橘生淮北何尝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