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学诗

“三大一舍”，上世纪70年代，兴化的四所县属完全中学的名称：大营中学，大顾中学，大垛中学，舍陈中学。

当时的县属完中，城上的，乡下的，拢共也就十几所，这“三大一舍”，差不多占了四分之一。

1976年8月，我从高邮师范毕业；也许，是因为高中毕业上的师范吧，所以，被分配到了大营中学。当时的师范生，能够分到中学，尤其是县属完中，还是颇让人羡慕，也可以沾沾自喜的。

进入大营中学的第一年，我接的初二，教语文，做班主任。

那时候，闹地震，学生都是在操场上的防震棚里上课。

好不容易，送走了这个班，当时的初中学制，也就两年，接下来，我就顺理成章地教起了高一语文，还是做班主任。

1977年的秋天，县教育局作出决定，从县属完中开始，几所学校一组，开展教育教学的探讨和研究，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尽快适应新形势下的高考要求。

现在想来，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而有效的，就说当时的高中师资队伍，差不多，也是层层拔高，高中毕业、师范毕业，教高中的，比比皆是，因而亟需提高。

就这样，“三大一舍”的老师，按学科，在校长或教导主任的带领下，轮流赴各校开展教研活动，其内容和样式，大抵是听课、评课、联考；尤其这联考，用的县教育局统一出的试卷，成绩一出来，高下立判，接下来的教研活动，也就对症下药，分析、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措施……

“三大一舍”教研的第一站，就是大营中学，为此，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包括同学，也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尤其那些学生，全都带着一种新鲜的、新奇的向往。

这些教研活动，去一所学校，一般是两天一宿，因为距离远；又没有公路，只有水路，且轮船又不在一条航线上，只能靠挂桨机，或者再换乘轮船。

记得，为了招待三所学校参加教研活动的老师，大营中学的老校长专门让后勤，在靠西北围墙的那档猪圈里，宰了一头由食堂养了几个月的猪，就连那些住校的学生，也美美地加了一回“红烧肉”的餐……

到其他三所学校教研，我和语文组的同事一起，也都去过；或坐挂桨机，或换乘轮船。最近的舍陈，一二十里；大顾，三四十里吧；大垛最远，差不多有百里之遥了。

最近的，也是我们外出教研的第一站，就是海沟河南，离大营十几里的舍陈中学，和大营中学一样，也是60年代初的一所县属中学，先是初中，后是完中。

虽说，相距还不到二十里，可两校的交流并不多，“隔河千里远”啊！

在舍陈，当天的教研活动过后，我和两个同事，走在街灯映照下的街面，走在靠近我们住宿的旅馆的一座宽宽的木桥，看倒映在水里的灯影，一种诗意的情趣，也就随波光，在粼粼地荡漾。

那时候，我工作的大营中学，还没有通电，每到晚上，学生上自修，教师晚办公，点的都是煤油灯。

看到这倒映在水里的很好看的灯影，一种艳羡，也就在心底油然而生……

大顾中学，坐落在车路河畔，记得，它的校园是整洁的，教室也像模像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条头顶上牵着葡萄藤、两旁砌着石板凳的长廊；我在葡萄藤下的石板凳上坐过，清风拂面而来，手里捧一本书，慢慢地读，那是带一种别样的惬意的，我真羡慕那里的学生和老师了。

大顾中学，不在乡镇，而在陶庄公社的大顾村。

就是这么一所办在村庄的学校，却在兴化拢共十几所的县属完中里，占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让人慨叹。

离大营最远的，当是大垛了，水路就有上百里。

去大垛中学教研，已经进入了冬天，带队的汤主任，在轮船上对我们说，你们好好观察，大垛的街，是“马蹄形”的。

我就想，这“马蹄形”的街，和我们大营，躺在海沟河边的“半条街”比起来，该有一种什么样的不同？

总想一探究竟，可在傍晚明亮的灯火和萧瑟的寒风中，我们才下了轮船，也就来不及去街上走走；第二天，听课、评课、讨论……整个的教研活动一结束，又坐上了返程的轮船；所以，大垛那“马蹄形”的街景，终究没能够观赏。

至于后来，我作为校长，不止一次地来过大垛，参加教育教学的会议，镇上的面貌，一天天变样，也就无从考证，1977年的初冬时候，汤主任——后来调到兴化，成为汤校长了，那或许是作为笑谈的“马蹄形”的“街说”……

有些扯远了，再说回来。

那时候，论校舍条件最差，非大营中学莫属。我刚到校的时候，整个校园，也就两排教室，两排教师和学生宿舍，且已日见衰败；包括操场，学校的面积，一共也就十几亩地。

可就是这所学校，这两个毕业班，1978年高考，考取名牌大学，加上大专院校的，差不多有10人，于那时那地，也就算很不错的成绩了。

或许，这也得益于一年前，“三大一舍”齐心合力的一次次教研，虽说有些“急功近利”，可也让师生们拓宽了眼界，铆足了劲头。

直到现在，我还会想起，毕业班的班主任，在班会课上，跟学生们常常讲起的，那一句流传于乡野的俚语箴言：

“八败命，还怕个死来做呢！”

还有，属于“三大一舍”的那个秋冬，那一幕幕已然是属于漫远的画面，又分明地显现于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