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春龙

我对庙会的印象，源于1993年的芦洲“东岳圣会”。那是我第一次“看会”，说是看会，其实心思并不在会上，眼里看着迎会队伍的表演，注意力却在围观群众身上，老想着这场庙会的来之不易，又不时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芦洲庙会在清朝就已形成，可惜“文革”中停办了。芦洲是垛田最大的村庄，参与迎会的人数多达千人，走街队伍绵延一里多路，从出会到收会，需要四个多小时。因此芦洲庙会以规模大、队伍长、节目多的特点而享誉四乡八镇。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年恢复庙会的动因，至少我不认为仅仅是为了恢复传统文化。回看那个节点，有几个背景不得不说。在此之前的1991年，兴化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李鹏总理都来视察灾情了，还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垛田地区。更早几年，“茅山会船”恢复了，蒋庄庙会也恢复了，官方似乎对原先视为封建迷信的庙会有了放开的迹象。不管出于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朴素愿望，还是单纯图个热闹喜庆，抑或从别处得到的启发和信心，几个老者发起了恢复芦洲庙会的倡议。倡议“一呼百应”，随即着手筹办……这本是村民自娱自乐的事，并不花公家一分钱，也就觉得没有报批的必要。然而这只是筹办者的一厢情愿，官方对庙会还没有完全解禁，理由是庙会中存在太多的封建糟粕，更多的是担心出现安全事故。为此，官方专门派出“工作组”，劝导村民停止筹办。后来发生的事情，则表明工作组低估了民众对庙会的渴求。

那天晚上，毫无预兆的，上千人聚拢到工作组驻地，诉求直截了当：不同意恢复庙会，谁也别想从这里出去。官方怎能随便答应呢，越是这种过激行为，越是不能迁就，否则后患无穷。可又没有谁有能力把他们劝走，也没有谁敢动用警力把他们“赶走”。双方就那么僵持中，不过群访者也有承诺：走街节目可以审查，有封建迷信一律剔除。

最终的结果，庙会主办者向官方签订安全责任状。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这种做法后来成为每年庙会的必备程序，“安全责任状”等同于“庙会许可证”。有时，妥协也是一种胜利，对双方都一样，这里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1993年农历3月28日，阔别太久的芦洲庙会恢复举办了。芦洲本就有七八千人，这一天至少涌入了十万之众，莫说四邻八乡，就连外县都有人来了，各路商贩更是蜂拥而至，好多民俗专家、摄影爱好者也慕名而来。芦洲的大街小巷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沿街房屋的平顶上都站满了人。有人形容，在一些拥挤路段，你都不要自己迈腿，自有人群裹挟着带你向前。

那年，作为乡干部的一员，我很惭愧未能进入“工作组”，等到了迎会时，我则有幸成为现场维持秩序的一员。紧张之余，也得以了解到芦洲庙会的诸多故事。

几乎所有的外来看会者都如我一样，并不去关注前一天的清街，还有约驾、点卯、请驾等环节，那是村里人的事。看会就是看会，看迎会当天走街队伍的表演。

伴随头锣的轰响，走街队伍过来了。先是彩旗横幅、硬伞软伞，接着乐队、龙队、腰鼓队、莲湘队，挑花担、荡湖船、踩高跷、打花鼓、舞河蚌，和合二仙、八仙过海、香亭花篷、大头娃娃、丫叉小鬼、五人墓、判官舞……果然名不虚传，如此之多的节目，让人眼花缭乱，有的则令我心生敬意。

只见一人判官打扮，迈着“官步”，一手握斗笔，一手执“生死簿”，不停地比划着各种动作。一旁的老者当起了解说员，言语中满满的自豪与炫耀：这是掸尘、托魁、斟酒……这是苏秦背剑、太公钓鱼……于是我知道了判官舞，这是其中的“文判”，又叫“走判”；还有“武判”，又叫“抬判”。随后武判由4名男子抬着，一身武官扮相，在判台上接连完成白鹤亮翅、金鸡独立、倒挂金钩、蜻蜓点水、童子拜观音等动作，赢得如潮的掌声。同行的文化站长李松筠告诉我，判官舞是为了纪念唐代淮南节度判官李承。兴化本是海滨之地，因地势低洼，常受海水倒灌之灾。唐大历年间李承主修常丰堰，化解了困境。人们就在傩舞基础上编排了“判官舞”，以表达崇拜先贤、祈福去灾的愿望。垛上人说，没有李承，就没有垛田。就冲这一点，芦洲庙会也算有它的积极意义了。

走街队伍中忽见几个“犯人”，均五花大绑，插着处斩牌，前有“兵卒”开路，后有“刽子手”压阵。老者说，这是“五人墓”。我看过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讲了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派东厂校尉到苏州捉拿周顺昌，引起民愤。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义士发动数万人涌上街头，声援周顺昌。后遭镇压，周顺昌被害，五义士罹难。此乃苏州之事，与垛田与芦洲有啥关系？原来周顺昌被害后葬于离芦洲不远的竹泓港永宁河畔，五义士中的颜佩韦、杨念如后裔亦避难到兴化。这节目本应还原五义士赴死的场景，再看装扮的五人，也许不知道这段历史，并不见多少慷慨悲壮之气。虽如此，仍不失鞭挞丑恶、弘扬正气的寓意。

还有一个“四人花鼓”。一位女子扮演红娘，手舞莲湘，另外三人则扮着小丑模样，一人执扇，一人持手鼓，一人敲小锣。四人口唱花鼓戏，曲调活泼，动作诙谐，充满了乡土气息和喜庆色彩。此节目源于“花鼓救驾”。说是朱元璋与大将常遇春、胡大海三人被陈友谅部下追杀至垛田一带，巧遇一群艺人正在表演节目，艺人迅速在三人眼鼻间涂上白色，扮成小丑，拉着一块表演。陈友谅部下无法辨认，三人因此得救。这样的故事并不见史书记载，颇具丑化与讽刺意味，也许寄托了对举义于兴化的张士诚的同情与怀念，还有对“梦里故乡”的思念与回望吧？

芦洲庙会或许不是兴化最早恢复的庙会，但在垛田一定是第一个，后来高家荡、张皮垛、绰口荡、王横等村也陆续恢复了庙会。庙会于垛上人而言，其实就是一次狂欢。迎会那天，家家都要派员参加，不仅在祭祀等仪式中充当信众，更要在诸多文娱表演中扮起角色。如此只能算是自娱自乐，还要尽可能邀请更多的亲戚朋友前来“看会”，垛上人称之为“望会”。谁家来望会的客人多，谁家在村里就有面子。各家都好酒好菜招待，望会只是形式，欢聚更占主流。今天来望会时是客人，明日自己村里迎会时又成了主人。

今天再看1993年的芦洲庙会，关于那场冲突，官方并没有“秋后算账”。30多年过去了，芦洲庙会每年如常举办，那年的故事也已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